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减贫如何兼得？

                                                                     2021-10-12   青野天润 

《生物多样性公约》共有196个缔约方 但有一个国家没加入

2021-10-11 来源：观察者网

暴走1300公里的云南野象“旅行团”两个月前已经回家了，而就在它们不久前刚“打卡”过的昆明，今天即将举行一场重要的会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生物多样性公约》共有196个缔约方，包括195个国家和欧盟。COP15第一阶段会议将于今天（11日）下午15时举行开幕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大会平行活动——生态文明论坛将有1800余名代表将参会，其中线下参会人员约1300人，线上参会约500人。

对于像亚洲象、大熊猫、绿孔雀、朱鹮等濒危野生动物们来说，这场会议和它们息息相关，甚至可能决定着它们未来十年的命运。所以，今年六月大象“旅行团”挺进昆明时，有网友便调侃，怕不是来“开会”的吧？

COP15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于10月11日至15日和2022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在昆明召开。大会将全面总结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谋划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

COP15执委办主任、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称，《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是联合国生态环境领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也是我们国家今年最重要的一场主场外交活动。

在正式进入会议时间之前，观察者网带您了解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全球当下的生物多样性情况如何？今天在昆明召开的COP15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该关注什么？

生物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

“很多人认为，生物多样性就是生物的多样性，其实这是不对的，”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王正寰告诉观察者网，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遗传、物种、生态系统三个层次。

据王正寰教授介绍，衡量生物多样性有三大指标：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像遗传多样性，看不见也摸不着，普通老百姓可能感觉不深。但我们能看的到的是物种的多样性，比如说你周围有多少种鸟。”

他认为，除了这些我们能看得到生物，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人类看不见或者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生物的多样性，比如说土壤的生物多样性、水生生物的多样性、昆虫的多样性等等，“因为这些多样性和我们最终能感知到的周围生物的多样性是有关的。比如说，鸟吃虫子，如果周围环境中它的食源不多的话，那鸟类多样性就不会多。”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高等植物种类约3.5万种，占全球高等植物总数的10%，居世界第三位；哺乳动物686种，特有率居世界首位。同时，我国也是作物遗传和林木遗传资源大国。

而此次COP15的召开地云南，虽然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4.1%，却是“动植物王国”，野生动物种类丰富度居全国之首。1992年至2020年，云南省境内累计发现新种3718种。近30年来，全国超过1/3的新物种发现于云南，是全国发现新物种最多的省份。

多年来，云南实施了120多个拯救保护项目，对漾濞槭、富民枳、亚洲象、滇金丝猴等112个极小种群物种进行抢救式保护。

漾濞槭从野外发现5株到人工繁育5万余株，富民枳从野生灭绝到回归定植6893株，亚洲象从193头增长到300头左右，滇金丝猴从1000多只增长到3300只以上，西黑冠长臂猿由800只增加到1300只左右……

曾经“命悬一线”的物种，如今“绝处逢生”。

前段时间，云南亚洲象群的北移经历是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一个暖心故事。它们从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行进。期间，大象们哺育幼崽，喝得酩酊大醉，破门入户，拧开水龙头喝水，憨态可掬的行为让他们成为“世界网红”。

“人类正在对大自然发动战争，这无异于自杀”

2020年以来，全球灾害频发，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肆虐，东非国家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这些都不断警示人类，必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根据2020年9月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人类已经改变了地球75%的陆地表面，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灭绝和种群大规模减少，近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约占人类已知物种总量的八分之一。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20年评估结果也显示，全球有41%的两栖类、26%的哺乳动物和14%的鸟类处于受威胁的状态，全球生物多样性普遍受威胁的形势还在持续恶化。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的34450种高等植物中，受威胁物种占到10.9%。2021年，全球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称：“大自然正在不断警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实维护全球生态与生物安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自然失衡的一个后果是导致出现致命疾病，如艾滋病、埃博拉，以及现在我们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抵御能力的新冠病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0年9月30日在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称，所有已知疾病的60%和新传染病的75%是动物传染病，即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

联合国发布的有关报告指出，环境持续恶化正在增加疾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可能性。

2020年12月2日，古特雷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人类正在对大自然发动战争，这无异于自杀。大自然总会反击，而且它已经用越来越大的力量和愤怒来反击。”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称，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衣物、生产生活原料。据统计，全球有超过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生物多样性，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物种是多种药物的来源，世界上50%以上的药物成分来源于天然动植物。这是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其次，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这是它的间接价值，它们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清洁的水和空气，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灾害和疾病的痛苦。

另外，生物多样性还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野生生物种类繁多，人类已经充分了解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大量野生生物我们还不了解其潜在价值，同样应当珍惜和保护。

王正寰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称，从短期来看，目前我们的技术不够先进，不够高效，也不够安全，还无法做到用人工技术取代自然生态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大自然的庇护，我们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并且人类对于这个系统的“健康”是有要求的，而生物多样性是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没有剥夺别的生命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除非它们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王正寰补充道，生物多样还拥有审美的价值。

他说，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全新技术惟妙惟肖地模仿出野生动物或者植物的各种场景，但是人其实也是非理性的动物，当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人造的时候，你对它们所寄托的感情就变了。这种改变如果成为常态，会对“人”这个定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我们谈“人”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外延的，当你失去了对于周围环境中生命的热爱时，“人”这个概念的相当大一部分已经被剥离掉了。

所以，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的未来。

“爱知目标”中国总体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

为了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国际社会1992年达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6月5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向所有的国家开放签署。中国于6月11日签署了这份公约，成为最先签署的国家之一。

该《公约》在推出一年后就有168个国家签署加入公约。截至目前，《公约》一共有196个缔约方，其中包括195个国家和以1个整体缔约的欧盟，是全球签署国家最多的国际环境公约。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该条约，且尚未宣布批准该条约的计划。

《公约》的缔约方大会是其最高议事和决策机制，它每两年召开一次。

2016年12月，中国获得了2020年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主办权。但因为新冠疫情影响，COP15推迟至今。

COP15执委办主任、生态环境部生态司司长崔书红介绍：“本次会议是历届缔约方大会最特殊的一次会议，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

会议将于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和2022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在昆明召开。第一阶段会议将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二阶段将以线下会议方式召开。第一阶段会议要完成除“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外的各项议题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在第二阶段会议审议和决定。

每10年，缔约国将设定一揽子目标。

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在日本爱知县举办，会上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其中的5个战略目标及相关的20个纲要目标被统称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十年过去了，到了2020年，该目标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

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公布的内容，在全球层面，20个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只有包括防止物种入侵、维持现有保护区、获取和分享遗传资源等在内的6个目标“部分实现”。

不过，在“爱知目标”遇挫的背景下，中国实施“爱知目标”的总体情况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崔书红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项目标进展超越了“爱知目标”。分别是第14项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第15项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第17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另外，有13项目标基本实现，有4项目标取得阶段性进展。

对于“爱知目标”全球范围内执行较差的状况，曾多次参加谈判的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教授告诉观察者网：“这里面有多方面原因，首先，目标本身可能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不现实的方面。另外，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努力和贡献是不够的。当然，一些具体的执行机制、手段、方法可能也需要再改进。”

崔书红则称，各国国情不同，重视程度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也不同，在落实《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执行情况差异很大。因此，“在制定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时，我们应当考虑客观因素影响，充分吸取和借鉴‘爱知目标’执行中的经验和教训，‘框架’目标应兼具雄心与务实。”

作为一个缔约方众多的国际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谈判注定是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秦天宝教授认为，谈判过程中最大的阻碍主要是经济和技术两个方面。

他举例解释道：“比如说，假定《公约》要设立一个保护区域的保护比例，要求每个国家都达到国土面积的20%。有的国家可能已经达到20%了，这个设置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影响。而有的国家国土面积能供国民使用的本来就不多，大量地方是不适合再设置为保护区域的，这种情况再设20%的话就会影响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再比如说，还有一些生物技术要不要受管制的问题，技术先进的国家肯定不希望国际公约去管它。所以，生物多样性虽然是个环保议题，但其实包含了各种利益的交织，有非常复杂的背景。”

另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金机制已然成为公约推进的瓶颈，《公约》面临着履约资金长期不足的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履约机制，所以有缔约方不交，除了呼吁和谴责，有时候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秦天宝教授称，在谈判和履约过程中，这一直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国际法的普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起，中国已经是《公约》信托基金的第一大出资国，多年来也一直是向全球环境基金（GEF）、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捐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生态保护红线——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

全球正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部分做法受到国际社会肯定。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五版）》共提到中国14次，其中13次展示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

观察者网注意到，中国成立了由分管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务院副总理任主任、23个国务院部门为成员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国家层面设立这样的机构，在国际上也非常少见。

另外，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创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划定生态红线”，十八大后，“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国家战略，正式写入党和国家文件中，写入《环境保护法》和《国家安全法》。

崔书红称，目前，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基本完成，初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25%，覆盖了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保护了全国近40%的水源涵养、洪水调蓄功能，约32%的防风固沙功能，生态保护红线固碳量约占全国的近45%。

另外，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得到系统、完整地保护，野生生物生境得到有效改善。野生大熊猫、藏羚羊、麋鹿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逐步恢复，东北虎、东北豹、亚洲象、朱鹮等物种数量明显增加。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

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已达1.18万个，总面积超过1.7亿公顷，占国土陆域面积18%，提前实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提出的到2020年达到17%的目标要求。各类植物园、野生动物繁育基地的建立，使得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人工繁育成功。

同时，生态环境部稳步推进和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与修复等一大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森林覆盖率持续增加，退化土地数量持续减少。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已经全面实现了禁捕。今年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将实行为期十年的禁捕。这些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恢复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生态环境部通过开展部门、区域和国际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行为。2019年，全国涉及野生动物违法案件将近1万起，通过严厉打击，涉野生动物违法案件的总数持续下降。

尽管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崔书红也提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仍然存在不平衡，生物多样性领域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生物多样性观测和监测预警能力有待加强，生物入侵防治形势仍然严峻，遗传资源流失问题仍较突出。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之际，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各国经济发展雪上加霜。COP15是个重要的契机，甚至有人将其称为“里程碑”，会议将审议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明方向。

与此同时，世界也期待“中国发挥领导作用”，带头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

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减贫如何兼得？中国方案亮了

2021-10-12 来源：海外网

10月11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将在云南昆明开幕，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受到世界瞩目。其中，如何通过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实现减贫和相关领域的南南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议题。

2021年4月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第三章“实行精准扶贫方略”的“生态补偿脱贫一批”中提到，2013年以来，贫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7450万亩，选聘110多万贫困群众担任生态护林员，建立了2.3万个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这些数据表明，减贫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治理协同推进中的应有之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章立制、制度先行。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提出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五个一批”脱贫措施，为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开出破题药方。这其中，中国提出“生态补偿脱贫”新概念，成为生态保护与贫困减缓议题得以有机结合的切入点。随后，“结合生态保护脱贫”被写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标志着“结合生态保护脱贫”正式通过国务院立法进入制度层面。中国牢固树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贫共赢的绿色发展道路。

二是转移支付、生态补偿。中国坚持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并重，创新生态转移支付方式，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就地转为护林员、护水员、护河员等生态保护人员，对森林、湿地和生态水源进行专业化保护和管理，并按月发放工资。部分地区公益性的工资发放由乡镇财政负担，配合村集体经济支出。日前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列出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蜂蜜养殖和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林业保护助力减贫，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有机结合的范例。这些最佳实践凝练出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经验，不仅受到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倡导践行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优秀范例。

三是碳汇交易、优势转化。2020年，中国做出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早在2010年，国家林业和草原管理局即启动了一项以植树固碳产生的碳汇方法学纳入碳交易、从而扶贫助贫的“碳森林”计划。截至2016年底，该计划覆盖了350万公顷森林（约占中国森林面积的2%）。同年，国家林业局发布《造林固碳技术规定》和《碳汇造林验收办法》，为建立和管理“碳森林”提供了实际指导，将“固碳造林”定义为种植树木以增加土地碳汇。据悉，在川、粤、贵等多省已启动了扶贫项目碳汇交易试点，贫困家庭可以通过种树获得补偿。2018年7月8日，贵州正式启动“精准扶贫单株碳汇交易”试点项目及线上平台，博罗村82户贫困家庭种植的3万多棵碳汇树一天内全部被购买，收入超过10万元。这种将贫困地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兼顾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共赢做法，在保护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有效推动了减贫事业的开展。

在全球前12位生物多样性丰富国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即属于南方国家的范畴。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总结分享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贫共赢的绿色发展经验，符合世界进步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可依托已有平台深化南南合作，拓展经验分享范围。目前，中国已与多个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包括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中心、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CAS-SEABRI）和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可利用“南南合作”资源机制，加深南方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贫方面的交流合作，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贫事业的协同发展。

可借助昆明会议，因地制宜建设生态减贫示范项目。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和减贫领域的创新实践与发展经验，可以边实践、边分享，边分享、边创新。例如，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西双版纳纳板河自然保护区等，均可着力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示范项目，加大资金投入，建立资金监管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责任机制，确保项目落地。这不仅能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知识库提供宝贵财富，而且可以为全球南方和国际发展合作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