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近代商业社会的画卷·西商
2018-12-31 青野朝华
关于“西商”，流传于清代康乾时期的《扬州竹枝词》中写道：“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我国明清形成了陕西商帮、山西商帮等十大商帮。陕西和山西商人在“食盐开中”和“走西口”中融洽合作，双方汇集资金，分摊股份，以小博大，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是经济上的“生死战友”，加之因地缘相近、习俗相同，历史上合称为西商或山陕商人。
这里的西商指的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到全省，全国，全世界的西安商人。也可延伸到与西安有商业来往的商人，旨在招商，发展西安经济。这是王永康书记对西安发展的一大贡献。
陕商（陕西商帮）勇于开拓，生意做大做强
明初,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在陕西、山西长城口设置了九大军营进行防御，每天消耗大量粮食，运粮成了政府负担，明朝政府就想了个办法，盐原来由官方垄断经营，现在分一块给商人，只要商人把内地的粮食运到边防，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运的粮食越多给的盐引越多，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商人拿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赚取差价，这种制度史称“开中制”。因为便利的地利环境，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迅速壮大起来。
山陕商人换盐的主要地点是扬州。他们在扬州发了大财，有的开始奢靡，秦淮河畔的青楼繁荣起来。
由于“食盐开中”政策的施行和“茶马交易”的强势发展，秦商结伴结伙，抱团做生意，这时，陕西商帮形成了。中国出现陕商、晋商、徽商三大商帮，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位居三大商帮之首。
为了巩固边防，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商人在内地就可以用白银购买到盐引。
明朝另一件商业大事是茶马交易，大量泾阳的茯砖茶、三原的土布等经户县、周至等地汉族商人带到藏区经营，民间称为“蹚古道”，藏商用牦牛、药材等物交换茶叶等生活日用品，贩运到藏区内地，方便百姓生活。经商定居的汉族商人以户县商人影响最大，户县有的地方是整村为经商服务，其中，牛东村最为有名。明初时，蹚古道市场就已经非常繁荣了，以康定为中心的茶叶市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巨额利润无法阻止川陕商人的经商脚步，私茶贩卖屡禁不止，朱元璋颁布《茶马法》，惩处贩卖私茶者。而在北部，明政府严禁对蒙古人茶叶贸易，直接间接导致茶叶战争发生。茶叶的重要作用关系到国计民生，国防安全。
陕西商人在贵州利用赤水河的水和当地的优质高粱，经九次勾兑，制造“茅台酒”，当时叫“茅台烧锅”。
清朝时，陕康藏茶马交易，也就是“蹚古道”，继续发展。“走西口”成了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的谋生的另一形式。这些谋生活动，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
西商代表商人
（1）明朝。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二拍中有大量的陕西商人，说明元朝、明朝时陕商在江南的地位和生意都远远超过晋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把杜十娘卖给了商人孙富,孙富就是以陕西商人为原型。《喻世明言》第十八卷记载的陕商，周至人杨复在做生意时被倭寇掠走的经历。在陕西当地脍炙人口的秦腔，也有很多对秦商非常生动和真实的写照，通过古老的戏曲唱段展现陕商。明朝时，武功有个人叫康海，考上状元做官后，被友人陷害,弃官来到揚州做起了生意，从状元到盐商，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盐商。
（2）清朝。明清渭南有谚语：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渭南的赵家在关中生意做的很大。陕西流传的“荒岁歌”中的一句，“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清末小说《官场现行记》开始就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思想转化很快，生意也做的很大。
泾阳安吴堡吴家大院的“安吴寡妇”周莹，在八国联军侵华慈禧来到西安避难之时，捐赠了10万两白银，慈禧封周莹为“一品诰命夫人”，亲手题写“护国夫人”牌匾，收周莹为义女。（现有影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孙俪饰演周莹，该剧以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吴氏家族的史实为背景，讲述了清末出身民间的陕西女首富周莹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明代弘历年间, 有一任姓人家迁入周至县竹峪苍峪村，居住在村北的岭边。清代顺治年间任家开始打城墙，起名任家城村。任家城的任东明在光绪年间中武举，后弃武经商，在西安做生意，富甲一方后就在周至、眉县一带购买土地。仅在眉县西边就收取挨着传的十二个村子地租，人称“十二链”。地租要从夏忙后收到年底，每天要收一大车粮食。
清朝时，韩城党家村党贾两姓分几处在豫鄂交界的唐、白河流域经商，取得了巨大商业利润。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是党家村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据传号称“日进白银千两”。往老家运送银两的镖驮络绎于道，党家村开始进入了持续百年的修建四合院时期，修筑了祠堂、庙宇、文星阁等配套建筑。咸丰初年，村中集资筑建泌阳堡，同时建起了寨堡中几十座四合院。至此，党家村以富有闻名遐迩。
著名的陕商还有三原孟店的周家大院，旬邑的唐家大院、王桥的于家大院，武功的路家大院等等。
真实的“走西口”路线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为了发展边疆经济，稳定民心，康熙下令，允许蒙汉在长城北50里的“黑界地”耕种。山西西北部河曲、保德、偏关三县越过黄河，在陕北府谷与陕西商人汇合，共同“走西口”。乾隆八年（1743），理藩院尚书班地和陕甘总督庆复在榆林会商，决定把“黑界地”全部开发为农业区。从此，陕北人、山西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走西口”。
陕西人走西口的线路很多，主要有二条，一是经榆林，神府，黄甫川，到达麻镇。一是通过榆林北5公里的红石峡（长城口）进入“禁留地”，榆林以南、以西人主要从这里走西口。
后来，晋西北之外的山西人开始大规模“走西口”，通过“杀胡口”（杀虎口）走出了一条适合晋西北之外的山西人的路子。
咸丰年间流行于陕西、山西、内蒙的《走西口》中有这样的台词：
头一天住古城，走了七十里整，虽然那个路不远，我跨了它三个省；
第二天住纳林，碰了个蒙古人，说了两句蒙古话，甚也没听懂；
这里的古城是府谷县古城乡，不久，“麻城口”等长城口成了“西口”，后来西口泛指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狭义的西口则指现在的包头、呼和浩特、河套平原。
最早走西口的是陕北人。“走西口”以耕地为主，商人在人群聚集的地方经商，陕西人还在河套平原发展农业经济，有的走向新疆发展。
随着形势的发展，通过长城出口走出去的人起来越多，“西口”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广义的“西口”指在长城以北、张家口以西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狭义的西口特指包克图（今包头市）、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河套平原等。
走西口是陕西人和山西人的重要谋生手段。有史料记载，到了嘉庆年间，在蒙地定居的汉人已随处可见。《大清会典》说到“昔时龙沙雁碛之区，今则筑场纳稼，烟火相望”。
西商曾经的辉煌
《成都掌故》载：“陕西街，为陕西会馆所在地。清代以来，四川的大商业，多由‘陕帮’垄断，财力雄厚，会馆宏大，街道也宽。今馆废。”清代成都33家当铺，陕商经营28家。
秦腔《张连卖布》介绍了陕西商人生意做大做强的情况。致富后的奢侈生活。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鬟和小子装烟倒茶。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九顷水浇地百不值下。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清朝韩城党、贾两家经商发财后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党家村，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东方人类古代传统文明居住村寨的活化石”、“世界民居之瑰宝”。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陕西商帮衰落还与以下原因有关。一是陕西古代是皇城所在地，有光宗耀祖的意识，看不起生意人；二是土壤肥沃，自然条件优越，相当一部分人宁守二亩三分田，也不愿出去“受罪” ，缺乏危机意识；三是没有做大事的意识，家族式管理，消弱了生意的做大做强。
（部分资料源于：秦中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