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近代商业社会的画卷·晋商
2018-12-25 青野朝华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曾称雄中国经济舞台长达5个多世纪之久，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然而到了清末明初之际，辉煌了500年的晋商却步入整体性的衰落之路，走向沉寂，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和叹息。
晋商的崛起
明朝初年的时候，为了抵御北方蒙古骑兵的侵袭，政府在长城沿线设立军事九边重镇，在山西境内有太原镇和大同镇。但是政府屯兵不屯粮，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明朝开始推行“开中盐法”，这个政策就是由商人输送粮食等物资到边镇，来换取盐引，然后持盐引到盐场兑盐，再到规定的地方贩卖。山西人正是抓住了这个机遇，不畏艰辛，依靠输盐贩粮，渐渐崛起于商界。富起来的山西商人不再仅仅满足于从事纳粮输盐，他们发现其实山西老家拥有着丰富的资源，比如在运城有盐田、潞安府有潞绸和铁，还有煤炭等资源。
山西本地的资源被他们输送到各个需要的地方，再把各地的特产带回来，当时经营有棉、粮、丝、茶、颜料、烟草等商品。在此过程中，晋商的财富不断积累。到了清代，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世，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晋商积累越来越雄厚，资金的结算也越来越频繁。在清道光初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晋商票号在山西平遥开办起来，就是日昇昌票号，专营汇兑。在此我们可以小结一下晋商发家的原因：首先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第二是因为山西的地理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三，山西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源优势；最后要归功于山西人坚忍不拔的品质。
代表人物：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电视剧中的陆玉菡是虚构的，6妻中没有陆氏，6妻留下6子11孙。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常万达（1718—1796），字子通，祖籍山西太谷，后迁山西榆次，著名晋商。他聪颖好学，待人谦恭，继承父兄开创的商贸事业，北越大漠，行商于库伦和恰克图，拓万里茶路，从事对蒙、俄贸易，开创了常氏家族几十代基业。经过常氏几代人的奋斗，终于使常家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外贸世家。
晋商的鼎盛时期
清时，晋商经营的产业链较为广泛，经济在当时算是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有名的钱庄票号汇通天下可谓是享誉天下，繁荣性也是在当时创下了前所未有成绩。
晋商在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独具特色“重视商业”的民间商业精神和价值观，从而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并为晋商各经济主体提供了适应性效率与创新活力晋商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将“诚实守信”的观念融入商业活动中，以诚实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弄虚作假。是先做人，后经商。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
晋商家族还有重学的一面，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如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代表人物：山西的晋商在当时也是有产生了许多晋商家族，比如有名的乔家，常家，曹家，侯家，渠家，亢家，范家，孔家等八大晋商家族，在清代晋商排名也是稳居全国商界第一，随后晋商一直稳居商界五百多年。在清人徐珂所著《清稗类钞》中有记载，光绪时期资产在白银七八百万两到三十万两的山西商人就有40户，仅这些富商的总资产就有3000余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换句话说，这40家山西商人的财富就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把当时的一两银子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有200-300元，晋商手中的财富，就不难估算了。
晋商的衰落
1、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鸦片战争后，洋货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以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各地，直接攫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毋须再与买卖城的山西出口商帮易货了，沉重打击了山西对俄贸易商帮，而且晋商在俄贸易又受到重税的窒息，复经战乱，财物惨遭掠夺，遂一败涂地。
2、清政府的腐败所致
19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与封建政府的关系已经很密切，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的关系步步升级，以至清政府的命运，直接影响着晋商的兴亡。以山西票号为例，庚子事变后，光绪皇带曾传旨，电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顿时山西票号成为清廷总出纳。票号与清政府勾结，是因为它需要封建政府的政治保护和款项过账的业务利益，而清政府也需要票号汇兑机构的资金通融，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各票号不同程度地钻进了清政府的财政体系。山西票号作为一种专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已经腐化变质，这为其以后的衰败埋下了种子。晋商富裕之际，正是清政府财政开支拮据之时，所以晋商成了清政府勒派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各级官吏更是巧立名目，贪婪地盘剥晋商。清政府这种无止境的大量搜刮，无异于杀鸡取卵，从根本上动摇和削弱了晋商的经济基础。后来清政府倒台，放给滑政府及官吏的巨资也无法收回，晋商商号失去清偿能力，最终放北洋政府查封。
3、国内外时局不靖
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踵爆发，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如天成享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就被土匪抢劫白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稳定，共计亏损200余万两；日升昌票号仅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现银30余万两。晋商票号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王公贵族及清政府的储蓄，而在南方贷出流动，因为南方革命不断，加上清室贵族官吏们的下台，许多资金收不回来，总共损失300万两以上，实力顿减。总之，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催毁了山西商人。
4、目光短浅，丧失机会
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虽然久居南方的一些分庄经理有了创办工业的愿望，但大财东蛰居山西，未能受到洋务风气的影响，没有洞察到整个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错过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遇。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渗入中国后，各国先后在中国设立银行，汇兑、存款已非晋商一家所专，竞争十分激烈。慈禧太后曾有意授权晋两组建大清银行，但晋商丧失了机遇，未能及时把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故称雄一代的票庄，不战自溃。山西票号的改革家们曾大声疚呼，劝祁、太、平各帮票号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革故鼎新，效法近代银行的组织经营方法，集股500万两以挽颓势，但倡议遭到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使面临灭顶之灾的山西票号只能在日益颓废的境况中苟延残喘。
历史上晋商的影响力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厉害的商人。
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最初的西口，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最初山西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山西人走西口发财之后为自己修造的房子。现在它们被作为晋商财富的象征。 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走西口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这些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人口剧增，形成商业中心。先后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这些说法都表明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
晋商大院文化
那些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一个归宿，但不是所有的晋商大院都能够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虽然依旧能够找寻，但颓垣残壁之间，早已难觅当年的风采，譬如祁县的何家大院、碛口西湾陈氏民居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部门先后修复开放了五座晋大院，虽然这些力求恢复原貌的修复工程并不能完全还原旧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憾，但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最直观去感受晋商文化。
乔家大院：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始建于1756年，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三面临街，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大门为城门式洞式，是一座具有北方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
乔家大院陈展有5000多件珍贵文物，集中反映了以山西晋中一带为主的民情风俗；陈列有农俗、人生仪礼、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商俗、民间工艺；还设立有乔家史料、乔家珍宝、影视专题等的陈列。
乔家大院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称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名扬三晋，誉满海内外。2018中国黄河旅游大会上，乔家大院被评为“中国黄河50景”。
山西会馆：走近晋商，晋商大院是一个途径，不过那是晋商个体的家；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才是晋商商业帝国的真正见证，这些山西会馆才是晋商的商业奇迹成就的根本基石。据专家考证，从1656年到1888年，晋商建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有500余座之多。晋商正是以这些会馆为依托，拜关公、崇忠义，团结乡人联合发展，缔造了晋商商业帝国。如今，保护相对完好的晋商会馆尚存世50余座，其中大多数已成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如北京阳平会馆、三家店山西会馆、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江苏苏州全晋会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江苏徐州山西会馆、甘肃天水山陕会馆、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等等。
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有人说：中国最早的会馆可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最初的会馆，主要为客籍异地乡人的聚会场所。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的始于明朝隆万时代。
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载：“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回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此贾公为贾仁元，字西池，山西万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戍政，克经筵官。贾氏任京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曾辟宅南为三晋会馆。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聚会场所。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