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人民币、香港、深圳…2020年不能错过的十大关键词

                                                                        2020-12-11   青野鸿蒙

2020-12-11 来源：凤凰网财经

死亡、恐慌、失控，旅行停航、贸易中断，万水千山隔绝，全球贸易如临凛冬。猜忌、指责、污名，外交捭阖，大国博弈，国际风云突变，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从没有哪一年会像2020年这样，人们祈求它快点结束。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遭遇严重打击，价值和族群空前撕裂，世界正在经历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局之年，更需要顶层智慧、群策群力；更需要独具慧眼，发现“危”背后的“机”；更需要高屋建瓴，告别旧生态，重塑新格局。全球经济如何冲破变局，破茧重生？

“破局”之道，藏在身经百战、历尽千帆的思考里。在凤凰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凤凰网财经、中华网财经承办的“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上，十六位省部级及以上的官员、顶尖专家学者、资深业内人士在寒冷的冬天齐聚北京，真诚分享他们的思考结晶，为疫后复苏加油鼓劲，为资本市场建言献策，为行业变革理清思路。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对制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战略定力尤其显得重要，尤其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

作为全球顶尖华文媒体，凤凰一如既往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凤凰网是一家具有全球视野的华语媒体，一年一度在京举办的凤凰网财经峰会已成为探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交流传播平台。”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出席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越是面对价值的冲突与撕裂，越是需要我们坚持理性的思考，客观的立场，重建信任；越是面对孤立和分裂的企图，越是需要我们秉持开放的心态，包容的理念，拥抱世界；越是面对去全球化的逆流，越是需要我们呼吁国际协调，合作共赢,捍卫全球化。”凤凰网CEO、凤凰卫视COO刘爽在致辞中强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百位政商学界精英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思想盛宴。凤凰网财经取其精华，梳理了九大关键词：

关键词一：开放

11月15日，谈了8年的RCEP，终于在越南河内签署了协议。

RCEP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英文简称，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5个对话伙伴国参加， 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一个15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协议涵盖了当下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GDP和贸易总量，签署完成标志着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对签了RCEP协议的国家来说，未来90%以上的税目产品将会施行零关税，这意味着各成员国百姓能用更便宜价格买到彼此的消费品了。

“RCEP十五国排除了干扰，共同签署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协议，充分说明了开放和合作仍然是国际经贸关系的主旋律。”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开幕演讲时表示。

在梁振英看来，RCEP可以说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近2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对中国乃至亚洲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从中国内地角度看，梁振英强调，这剂“强心针”的注入，不但能帮助中国内地与自贸伙伴贸易覆盖率增加至35%左右，而且还会大大提升中国内地自贸网络的“含金量”。

从亚洲全局角度看，RCEP的签署还将大大增加亚洲区域经贸政策的稳定性，优化投资预期、提升生产和消费信心。“特别是有助于为全球提供一个区别于传统欧美市场的最终消费市场，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增长提供助力”，梁振英强调。

关键词二：双循环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新发展格局在多次重要会议中被提及。

2020年12月4日，“国内国际双循环”入选2020年度十大流行词。

英雄所见略同，本次财经峰会上多位精英不约而同的提到他们对“双循环”的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江小涓在演讲中表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已经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新的发展目标、发展格局。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刻意追求的，但同时也是规律，也是我们很前瞻性的部署。

“中国过去四十年来，对外开放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促进了增长、促进了就业，促进了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国内市场的扩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外循环在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和地位在过去十年已经缓慢下降，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才符合的规律。”。

对于外循环，江小涓指出，全球化分工在扩容也在升级，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的优势正在增加。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起步阶段就以较高起点加入，所以要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促进高水平的外循环，促进整个新发展格局的实现。

“我国有一批好的企业，在近期某全球技术领先企业评选中，中国入选企业数超过日本、德国、美国等传统的制造强国。相信在几年之后，中国一定会出现真正的全球头部企业，带领中国各方面走向世界前沿。”江小涓对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谈到双循环制度时，指出要突破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有人认为双循环是因为这次疫情或者是中美贸易的摩擦，其实错了。中国现在的市场，除了四亿中产阶级高水平需求之外，还有中西部地区、二三线城市日益增长的广大农村需要。“双循环”不是临时的、被动的、当下的，而是长远的、战略的，这是经济的总路线。

第二个误区，双循环不是退到了过去说的“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生产”，而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双循环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中国市场是开放的，是希望全球能够共同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第三个误区，双循环不是各省自己搞的小循环，而是发挥中国超级市场作用的大循环。中国最大的王牌是中国的超级大的市场。这个市场需要维护好，绝对不能搞以邻为壑的保守主义或者地方主义。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出席峰会。他指出 “双循环”、多循环的要点是循环，一些堵点是战略转型的关键，他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分析了如何疏通堵点。

第一，生产环节的要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产业布局、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第二，分配层面的要点是提高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工资的水平，是全面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的起点性条件，还要优化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分配格局；优化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宏观配置结构。

第三，在流通环节，要建设交通强国，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疏通流通渠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第四，在消费环节，要优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畅通国际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对中国如何通过“双循环”战略取得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表了见解。他认为，“双循环”是一个大战略，绝对不是封闭起来。如果能正确理解内循环跟外循环之间的关系，中国不仅不会回归到所谓的封闭状态，而且能胜利地完成下一个目标。

关键词三：香港

2020年，世界很多地方深受疫情至困。“东方明珠”香港也饱受疫情困扰，迟迟未能开关，疫情能否控制？经济如何复苏？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近年频频在社交媒体上为国发声，对香港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痛心疾首，也积极献言献策。在视频演讲中，他强调了信心：“在国内国外新形势下，在国家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之后，香港各界人士同样可以和全国一道，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作为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对香港未来的角色给出了定位。他指出，香港在国家发展科技事业和科技产业上有两方面功能：一是香港的高等院校在某些科研领域，有较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力量和国际联系；二是香港在科技融资上的功能。

梁振英表示，以生物科技融资为例，香港交易所从2018年开始准许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仅仅两年后的今天，香港已经成为亚洲最大及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集资中心。同时，特区政府不断扩大投放经费促进发展科技，吸引全球人才，在全球面对众多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之下，香港的股票市场仍然高速发展。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按年上升26%，今年7月的日均成交量按年增加1.4倍，今年前七个月的新股集资额按年上升56%。生物科技和医疗板块将会成为香港市场的主要增长动力，香港对其他科技企业的集资功能将逐步地凸显。

他分析称，香港是主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相当大比例的金融、贸易和航运活动都是为第三方服务。以贸易为例，香港每年的贸易总额当中，大部分出口货物并非香港所产，大部分入口货物也非香港所需，去年，香港与RCEP十五个经济体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7655亿美元，占香港的货物贸易总额71%。虽然香港仍未加入RCEP协定，但香港的贸易服务和对外投资等活动，将会对RCEP区内的贸易产生可观的推动作用。

香港特区政府近年大力推动创科发展，投入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力量在八大方面，并且取得初步成果，香港在推动创科的努力也获得国际认可。今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与科技基础建设有关的排名，香港由全球的第18位上升到第7位，同时香港大力发展和科创相关的软环境，包括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注册登记，以及建立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等。

2019年9月，梁振英曾接受凤凰网财经《封面》独家专访，在采访中，他就香港的政治、经济、房地产、人才等诸多方面进行坦诚地回应：“香港当前并不是最困难的时候，回归前面对的困难比今天要更大。”他认为当下的社会稳定程度、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都比1982年和1997年强太多，“这是我们的底气”。

关键词四：“奇迹之城”深圳

今年是香港回归23周年，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作为前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见证者。此前，他曾感慨深圳是奇迹之城，鼓励香港青年“跨河看看”。

“我说你们在香港长大，你们知道香港是一块很香甜的巧克力，巧克力的味道我们都知道，很好。但是你要是能够走进糖果店，你知道很符合你要求的其他的糖果，颜色、味道、口感比巧克力多很多。进去糖果店看一下，这些糖果店一些非巧克力的糖果，就在深圳河以北，去走走看看”。

“奇迹之城”深圳发展的秘诀是什么？华为不靠政府资助也能成功，深圳做对了什么？

1980年，深圳经济总量是香港的千分之二，人均GDP只有200美元。而到了2017年，深圳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香港，并且人均GDP也已经达到香港的三分之二，稳定在三万美元的水平，尽管在人均GDP上仍有差距，但这一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在这一过程中，深圳的的基本经验十分值得关注。

在40年的发展中，深圳涌现出以任正非、马化腾、王传福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培育出华为、中兴、腾讯、平安、招商银行、比亚迪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优秀企业。如今，深圳科技创新型企业超过3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2010年的1353家增加到2019年底的1.7万余家。

很多人问，为什么是深圳？它有没有可复制的经验和价值？

“华为没有接受政府直接资助，平安也没有得到多少政府资助。深圳做到的是对一个巨大的潜在增长企业面临的难题提供法律援助。有为的政府不在于直接选择企业竞争优胜者，而在于支持一个新兴的行业，为这样一个新兴的行业奠定一个公平竞争的基础，以及解决它最大的难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在峰会上如是介绍深圳的发展经验。

唐杰认为，在企业成长过程中，有为政府的作用凸显。他指出深圳的发展之所以尤为突出，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移民化是深圳发展的一大特点，因为移民可以带来创新。

第二是中央对深圳法制化的强调。“深圳在中央给予了立法权之后便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覆盖全部创新和经济管理活动的立法体系，到目前为止已有将近四百部立法，这样的立法覆盖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第三是深圳的国际化。“三来一补”的工业化过程使得农村人转变为城市人，也使得深圳通过合同方式挤入了全球分工体系。

正是由于深圳的市场化、法制化、国家化，使得VC、PE在深圳崛起，这也是深圳能够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唐杰提到，“深圳的两大公司，华为、中兴都是首先进入全球市场，然后又回到国内，所以深圳企业是在一个最高水平上和国际高端竞争者竞争中走出来的”。

他同时强调了政府的积极作用，深圳政府面对一个极其发达的市场，从来不会干预企业行为，而是对关键的、高速增长产业给予必要的支持。

关键词五：资金流动

无论是亚洲金融中心香港，还是“奇迹之城”深圳，都离不开资金流动，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资本在流动中增值。多位专家学者也提出了对资金流动的看法。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融共生，存在有效循环。跨境金融在全球资金流动中是一个常态，但对于中国而言，跨境金融有特定的含义。

他表示，中国金融市场、资金流动从过去的管制比较多，到逐步的对外开放。如今，在金融进一步开放等方面的基础上，资金流动有了越来越多的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在对话环节谈到了资本账户开放和资金流动的关系。他强调，资本账户真正的开放应该是双向开放，也就是说不仅是应该鼓励进来，在一定条件下也还可以走出去。一方面现在我们外汇储备比较充裕，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西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破产较多，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为出境投资这些企业，助力内循环也是有帮助的。

如何防范短期“热钱”流入的风险？盛松成提出可以借鉴西方经验。

他提到，针对短期资本流入非常快的情况，在2016年，冰岛曾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无息准备金，也就是说进来一百元，七十五元就是无息准备金必须放在（流入国）这里。

韩国也有类似政策，韩国在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外汇负债收取宏观审慎税。税率设计的比较精妙，税率和时间有关，税率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如果是六个月以内的负债，也就是说资金流入六个月以内，它的税率提高到1%，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它税率会下降。

盛松成表示，这些对资本流动、管理的方法，都可供我国参考。

关键词六：人民币

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的表现让世界惊叹。

由于美元指数走弱，离岸人民币从5月7日起连续反弹，半年左右的时间升值约9.6%。12月7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调145个基点，报6.5362。假如现在兑换10万美元，要比半年前大概少花6.9万元左右人民币。

人民币快速升值也引发了监管者和经济学家的关注。人民币是否进入了升值周期？

在12月7日的凤凰网财经峰会重磅闭幕环节，凤凰网财经总监张涛邀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以及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就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等时下倍受关注的问题进行连线对话。

盛松成判断，人民币在长期、甚至中长期，是升值趋势，而且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也要求它成为强势货币。

他表示，升值对于出口是不利的，对进口是有利的，这是最表面的现象，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应该减少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的占比。

盛松成提到，利率、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协调推进，成熟一项、推进一项，而不是必须排出先后顺序。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由于我们经济韧性强，底气足，所以人民币汇率没有大幅贬值的基础，但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有可能会产生波动。

他认为，明年别的国家复工复产后，我国订单转移效应会消退，防疫物资的需求也会减少。这种情况下，出口能不能保持超预期的快速增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管涛表示，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贬值，6月份以后开始升值，先抑后扬这种走势对市场是一次生动的汇率风险教育。企业对于这种走势，需要采取主动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坚持低买高卖的原则避免追涨杀跌。同时要树立风险中性的意识，建立严格的财务纪律，管理好汇率敞口货币错配，主动增强汇率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应对汇率的波动，只有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够充分享受汇率浮动和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

关键词七：金融科技

蚂蚁集团是支付宝、花呗和借呗等金融产品背后的母公司。在11月之前，蚂蚁被外界普遍看好，一度成为了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巨头。然而在11月初，监管部分突然叫停了其上市计划，引发国际关注。

“蚂蚁暂缓上市”揭秘了一个难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金融科技？金融科技企业上市，该用“金融”的估值？还是“科技”的估值？

中信集团原监事长、中信银行原行长朱小黄表示，在新的“双循环”环境下，要守住一些金融的基本逻辑。

“有一些东西我们事后来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是因为最底层的逻辑被颠覆了。” 朱小黄说，首先，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银行经营的是风险，高杠杆率的金融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不要幻想去突破。“就像科技金融，其实没有什么科技金融，我从来也不承认，都是金融。科技金融顶多是科技的最佳应用场景。”

对于金融科技，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也发表了看法：“金融科技正在加剧社会不平等，而这往往有利于极小部分人。”

席勒谈到：“在我最新出版的《叙事经济学》一书中谈到技术创新如何引发人们的恐惧。追溯历史，人们对技术创新的恐惧古已有之，最久远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一本书中有一段话‘如果机器出现并取代人类工作’。而最近这个故事的主角被重新命名为‘人工智能’。这是新一轮的恐怖故事，金融科技身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也参与其中。现在在股票市场上，你不只是在和人交易，你还在和电脑交易，机器在学习你的癖好。如果它们发现你犯了某种错误，机器就会去加以利用”。

关键词八：大数据归谁？

对于金融科技公司，有一只高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资产，所有权归谁？”12月5日，在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上，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提出这一尖锐问题。

杨凯生提到的大数据归属权问题，正是悬在许多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蚂蚁集团高管10月份在上市前的最后路演中表示，2016年以来，通过淘宝、天猫、支付宝等多场景海量交易所形成的数据积累，是其核心竞争力。他们还提到，这些数据所形成的客户洞察是动态的、实时的活数据，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互联网平台。

彼时蚂蚁集团的发行估值高达2万亿人民币的规模。但不止一位投资人曾表示，如果大数据不能确认归属权，不能以合适的价格进行交易，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商业模式或许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大数据是属于原始数据的来源方？属于社交行为者？生产行为者？交易行为者？还是属于数据的平台方？数据的归集者？算法的提供者？信息的整理者乃至发布者？或是归于其他方面归于其他人所有？”杨凯生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发问。

中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在“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线上环节中，对这一问题有更系统的梳理：

第一，大数据到底是数据公司的私有财产？还是社会的公共资源？

第二，大数据公司及其软件是否有权获取用户数据？并且用于商业用途？

第三，用户是否有权要求大数据公司为自己的行为数据盈利而付费？

第四，用户数据泄露该如何处罚和赔偿？

因为大数据对金融风控和服务的价值，金融科技领域也成为大数据问题比较集中的领域。但传统金融行业与金融科技行业面临的问题不同。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表示，我们国家有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还存在数据治理不足、数据应用能力不强等挑战。不能用、不敢用、不善于用大数据的现象比较普遍，与此同时数据黑产、数据垄断、数据滥用等问题时有发生。

关键词九：防范风险

2020年的年底，信用债违约潮风险愈演愈烈。而这一轮债券违约潮中，1200多亿规模的违约债券中，有超过40%的发生在评级是3A的企业。与此同时，房地产风险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仍然是金融部门的重要课题。

“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国的国民杠杆率，即国民债务占GDP的比例大概是270%，这其中大部分是企业债。根据IMF 10月份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债务中，约有30多万亿债务偿债能力有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表示。

张明全面地梳理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布领域：第一类就是企业债务的风险，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国企债务的风险；第二类是房地产风险；第三类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四类是中小金融机构本身的风险。

如何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张明对此提出了四方面工作建议。

第一，应该进行新老划断，控制新增的金融风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加强相关的监管，来堵住过去的很多漏洞。

第二，要保持合理的资本账户管制，尤其是对跨境资本流动依然保持合理的管制。。张明表示，大量的短期资本外流，导致的本地贬值压力，以及为了遏制外流央行被迫加息，可能成为引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要制定危机预案，针对前面四类风险危机可能爆发的路径，量体裁衣地制订预案，增强应对负面危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第四，对于存量风险应该采取一揽子的措施来消化，既要让这个风险逐步暴露出来，又要防止这个先过快地暴露，造成一种雪崩的效应。

“让地方国企的产业债打破刚兑违约对于促进中国债权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风险能更好的定价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各地的国企债竞相违约，形成一个相互叠加的雪崩的效应。 ”张明表示。

如何化解这一波企业债违约风险，打破刚性兑付？张明表示：

一是要严厉打击地方国企恶意逃废债的行为；二是要对债权违约的国企的领导进行适当的问责和追责；三是在企业宣布债权违约之前，要与主要债权人应该进行细致周到的沟通；四是违约之后的处置，要保护债权人利益、实现债务的有效重组和清偿；五是加强投资者教育，提示债券不是无风险投资。

“我觉得这一轮债券违约，可能在2021年上半年就能基本结束。”管清友表示。在管清友看来，始于2017年的金融整顿，“定向爆破”了风险——从小机构到大机构，从P2P到信托到银行理财，到非标产品的投资，再到一些项目投资，从金融产品到房地产企业，从民营企业再到国有企业，避免了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

关键词十：拜登

美国大选之后，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拜登上台能让中美关系“破冰”，修复特朗普时期造成的裂痕。新总统上台后，能否打破地缘政治谜局，让世界重回“地球村”时代？

在“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闭幕对话上，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朱宁就股市、房地产和国际关系等话题展开讨论。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谈了他对拜登的看法—“拜登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谈及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席勒表示，“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中美关系变得对立，特朗普受其顾问彼得-纳瓦罗的影响，他曾写了一本叫《致命中国》的书，内容非常夸张，他们把很多问题归咎于中国”。

“当不平等变得愈发严重，特朗普他们开始寻求‘替罪羊’，那就是墨西哥和中国，墨西哥派遣大量的工人和美国人争夺工作，而中国出口了太多货物。但是一直以来，美国很多东西是中国制造，中国的发展促进了美国的繁荣，但是特朗普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席勒说到。

尽管无法预测拜登未来会有哪些具体政策，但是席勒认为他会比特朗普好很多。席勒认为“拜登与特朗普有一个根本区别，拜登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总是心怀感激，而特朗普看起来总是很愤怒，他总是拳打脚踢、大喊大叫，一直在生气，我不认为这对国际关系有好处”。

除了拜登，诺奖得住也提到他对美股的分析。他表示，目前美股处于非理性繁荣状态，像极了1929年和2000年“股灾”之前

“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几个时期的股指像现在这么高，一个是1929年，在经济大萧条之前，另一个是2000年，也就是网络泡沫之前”。席勒还表示，相较于1929年和2000年，当前市场长期利率非常低，所以和历史数据相比现在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被高估。

“现在的情况和1929年有点类似，那就是大家害怕美股下跌，而抱有这一观点的投资者比看好美股的投资者更多，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预先存在的理论，假设很多人害怕股市暴跌，尽管他们不认为经济出现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想法挥之不去，就有一定概率诱发”席勒说到。

此外，朱宁还指出，“今年有一点非常明显的特点，无论在中国股市还是美国股市散户的数量在疫情期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们要么追加投资，要么被迫采取更多的杠杆或承担更多的债务”。

变局之年，中国给世界交上了一份“高分答卷”：率先控制疫情，实现经济复苏；持续推动改革，开放步伐不停；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大势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添动力，为全球化发展增活力。

困局孕育新机，时代呼唤英雄。分裂与隔绝不应该是疫情的遗产，合作与共赢才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当全球经济凛冬之日，我们依然坚信：唯有拥抱全球化，才能破百年未有之困局，迎全球经济之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