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超良：沉稳的领军人
2018-11-5 青野鸿蒙
蒋超良，男，汉族，1957年8月出生，湖南汨罗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198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2月参加工作。2004年任交通银行董事长，2011年1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
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有人说他为人低调，却做事果敢、勇猛；有人说他霸气专横，但往往高瞻远瞩；有人说他沉稳干练，但不失儒雅学术之气。蒋超良说起自己常用的一个词是出身“草根”。
“每当有金融高层变动，蒋超良都会被委以重任。”一位金融圈人士表示。
或许是因为个人风格，或许是出于交行上市所必要的“缄默”，蒋超良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一年，总是低调前行。翻开蒋超良的履历，1957年出生的他，在此次调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之前的职务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并曾出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此次重新回到银行界，可谓“重操旧业”。20多年的银行从业背景已经使他“银行家”的气质深入骨髓：思维敏捷、视野开阔；低调内敛、保守沉稳。
在谈及自己从一名政府官员到银行家的角色转换，以及执掌交行以来的切身感受时，蒋超良笑言“苦中有乐”———对于这项被认为是“伤筋动骨重塑交行”的改革，艰苦自不待言，而在“苦”与“乐”的背后，他认为更多的是责任、压力和动力。面对未来的无数挑战和机遇，蒋超良言辞谨慎而冷静，却满怀信心和希望。
汨罗骄子
2000多年前屈原的郁郁自沉，令位于幕阜山脉与洞庭湖过渡地带的汨罗市闻名遐迩。就在这个中部小城，蒋超良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光。
虽然当时的汨罗多少还有几分封闭，蒋超良的独特天赋却注定了他不平凡的命运。曾与他做过近邻的当地人回忆，与许多贪玩的孩子相比，蒋超良自幼就酷爱读书，尤爱古典文学。个性沉静的他，常常捧书夜读，又具有超强记忆力，当时就经常是邻里教育自家孩子的范本。
而现在的金融圈内，也很少有人不知道蒋超良的笔下功夫。正是当年积淀的文学素养让专与数字打交道的银行家同样下笔千言。他的一些专司文职的下属甚至私下感慨，蒋超良的才情飞扬令舞文弄墨的他们倍感压力。
不过在70年代初，命运并没有向蒋超良抛出第一枚“橄榄枝”。他成长的年代还笼罩在文化大革龘命的阴翳下，1974年刚满17岁的蒋超良不得不中断学习，进入岳阳地区工艺美术厂成为一名普通操作工。
但当命运转折的光辉开始闪现时，不甘寂寞、求知若渴的他牢牢抓住了机会。与几百万十年中积压下来的青壮年男女一样，1978年蒋超良从车间走进了重新开启的高考考场，将累积的执拗激情与对平淡庸碌的永不妥协肆意挥洒。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开始走上一条拓荒之路。在湖南大学名为爱晚红枫的论坛上，校友们激动传播着蒋超良执掌农行的消息。他们确实有理由兴奋，因为这是湖大校史上第二位掌舵大行的校友，另一位则是中国银行掌门人肖钢。
巧合的是，肖钢的人生轨迹与蒋超良有着惊人重叠。 1981年，他们同时从彼时还是湖南财经学院的湖南大学毕业。不同的是，与最初行走于央行这一政府机构、随后空降到中行的肖钢相比，蒋超良一毕业就扎根农行的经历要更接地气。
老兵新传
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的银行家，丰富的经验成为蒋超良游刃于金融领域的宝贵财富。派驻如此阅历的人担任全国第五大银行的一把手，无异于给正谋求上市的交行注入一剂强心针。
48岁，蒋超良在本命年里走向了事业新的高峰。是偶然，也是必然，这位前副省长重操旧业一年，交通银行这家中国第五大商业银行和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三步曲也在同时进行着。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之一，自从他考入湖南财经学院的那一刻起，或许就注定了蒋超良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都将与金融密不可分。1981年，蒋超良迈进农业银行大门，在农行的15年里，蒋担任过综合计划部主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等职；从1996年起，蒋超良进入人民银行系统，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副司长，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和广州分行的行长、党组(委)书记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广州)分局局长；2000年6月至2002年9月，蒋超良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同时兼任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即便自2002年9月当选湖北省副省长、党组成员以来，他也一直分管湖北省的金融、体改、市场监管等方面的工作。
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的银行家，丰富的经验成为蒋超良游刃于金融领域的宝贵财富。派驻如此阅历的人担任全国第五大银行的一把手，无异于给正谋求上市的交行注入一剂强心针。
在经历了3年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和一系列苦练内功、固本强身的机制改革之后，2004年，交通银行以令世人惊讶的速度完成了“三级跳”———财务重组、引入汇丰作为战略投资者以及启动上市计划，与此同时，交行深化股份制改革的进程也大大向前推进。
回想当日，正被中、建两行风风火火股改进程所吸引的众多人士很容易就把这样一条新闻忽略了过去。却不曾想，随着这个湖南人的到来，长期处于前有四大银行横亘，后有中小银行追击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迅速摆脱尴尬境地，一举成为中国银行[-0.54% 资金 研报]业改革的排头兵。
这样的传奇还在继续。
财务重组
如果没有2004年的财务重组，即使是有着2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的蒋超良，可能也很难解决股权结构的难题。但契机就出现在这次以增资扩股和处置不良贷款为核心内容的财务重组中。
一家企业或银行的股权如何分配才是最优，在中国乃至全球都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现实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一股独大，容易发生恶性关联交易，大股东肆意侵害小股东利益；如果股权太分散，则容易被经理人或高级管理层所操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对此深有感悟：“没有绝对合理的股权结构标准，还要看信贷文化、独立董事制度、监管环境等很多因素。”
交行是国内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多年来，其股权结构也自成一派———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始终“持大股”，一直到2003年，仍有超过50%的股份；此外还有超过3000户的小股东。不平衡的股权结构下，良好的公司治理几乎无从谈起，成为困扰交行的一大难题。蒋超良，这位实务派人物在农业银行待了15年，又相继担任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和总行银行司司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局长、央行行长助理，对公司治理体悟颇深。
如果没有2004年的财务重组，即使是有着2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的蒋超良，可能也很难解决股权结构的难题。但契机就出现在这次以增资扩股和处置不良贷款为核心内容的财务重组中。
重组中，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代表国家分别注资50亿股和30亿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认购股份55.56亿股；持久而艰苦的谈判最终引来了境外战略投资者汇丰银行，它持有77.75亿股。这样，第一大股东财政部的持股比例就下降到了25.53%，社保基金和汇金分别持股14.22%和7.68%，境外法人股的比例升至19.96%。
譬如，确立了股东大会是交行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人事薪酬委员会等3个专门委员会；监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均由外部监事担任。交行还制订了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条例、《交通银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交通银行行长工作规则》以及《交通银行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制度。
曾经列席交行董事会会议的财政部和银监会官员给了交行很高的评价。他们说，很多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开得鸦雀无声，要不就是齐刷刷地举手通过，很少像交行这样，几乎每一个议题都讨论得很激烈。
联姻汇丰
作为这场改革的领军人物，董事长蒋超良担子确实不轻。其间的苦乐，局外人同样也实难体会。但他同样信心满怀，“相信汇丰银行此次入股交通银行后，双方在经营管理、业务合作以及技术支持和协助等方面都将开创中国银行业的先河，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认识蒋超良的人都说，他是一个低调的人。然而，因为交行，他又总是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04年8月6日，他再次被媒体的闪光灯所包围———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汇丰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入股交行，入股比例为19.9%，持股比例逼近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允许单一外资银行持有国内商业银行股份20%的上限。这是迄今金额最大、持股比例最高、意义最深远的一次外资入股我国银行的合作。
当时本报在采访蒋超良时，他表示，引进汇丰作为战略投资者是交通银行向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迈进过程中之重要一环。通过引进汇丰作为战略投资者，对交行来讲，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资本金，优化股权结构，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技术和产品，推动体制机制的转化。
作为这场改革的领军人物，董事长蒋超良担子确实不轻。其间的苦乐，局外人同样也实难体会。但他同样信心满怀，“相信汇丰银行此次入股交通银行后，双方在经营管理、业务合作以及技术支持和协助等方面都将开创中国银行业的先河，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汇丰银行与交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前一天，黄菊副总理特意从北戴河赶回北京，会见汇丰集团主席庞约翰爵士及蒋超良一行。而4个月前，黄菊副总理也曾会见过庞约翰，表示积极支持汇丰与交行的战略合作，希望“协议”早日签署，推动交通银行深化改革。
黄菊副总理在会见时对汇丰银行与交通银行进行的战略合作表示支持和祝贺。他说，汇丰银行是全球著名的金融机构，也是中国金融业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家银行的战略合作，既有利于交通银行的整体改革和长远发展，为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示范效应，又有利于汇丰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是一项“双赢”的合作。
黄菊副总理希望汇丰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互谅互让、互惠互利的基础上，长期合作，携手共进，加强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为中国金融改革探索一条新路，力争成为金融战略合作的典范。
运筹上市
作为资深银行家，蒋超良对上市的目的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在很多场合讲到，“交行现在不缺资本金，交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主动跻身国际资本市场，主动地以国际一流商业银行为标杆，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提升竞争力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理顺了“家务事”，作为引领交行改革的带头人，蒋超良将目光投向世界，上市时机已经成熟。
通过重组、引资和推进各项内部改革，交行的股权结构更加合理，主要财务指标达到了国内同业先进水平，体制机制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不仅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相互制衡的机制也已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总行组织架构再造的目标初步完成，以扁平化管理为核心的分支机构调整已经到位。此外，与汇丰银行的合作也在逐步深化。
这位交通银行董事长用最短的时间率领他的团队完成了财务重组、引进国际大银行汇丰为战略投资者等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并着手进行了上市前的一系列调整与改造。
一切都势如破竹。
作为资深银行家，蒋超良对上市的目的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在很多场合讲到，“交行现在不缺资本金，交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主动跻身国际资本市场，接受国际投资者和监管规则的检验和监督，主动地以国际一流商业银行为标杆，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提升竞争力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众所周知，我国内地资本市场与海外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交行的海外上市实际上是一次按照国际规则再造的过程。5月23日，交行通过香港联交所聆讯，从6月6日开始，蒋超良亲自领军开始了全球路演。
2004年6月任交行董事长，2005年6月交行上市，蒋超良的一年精彩纷呈。“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三步曲的铿锵节奏，可以让交行人感到自豪。也许是时候，蒋超良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更具挑战性的工作还在等着他。
银行家，永远都在路上……
2011年11月30日，农行发布公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蒋超良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随后消息显示，农行将在2012年1月16日召开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随着农行董事长项俊波赴任保监会主席，农行掌舵人已空缺一个多月。这意味着54岁的蒋超良，时隔15年后再次强势回归农行，不出意外的话，将顺利接过项俊波的班。
蒋的这一职场际遇和新任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颇为相似。而蒋超良的金融圈老人、银行监管者、地方监管者等多重身份，又让他之后的每一次身份转换都显得水到渠成。
农行“老兵”
蒋超良自比“草根”，但纵观其整整30年金融职业生涯，这位“草根”金融家的人生可谓纵横驰骋，张弛有度。
1981年湖南财经学院毕业的蒋超良，一毕业就扎根农行，到1996年时担任中国农业银行综合计划部主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这15年被蒋超良形容成“生命中重要的15年”。
之后他又开始了别样征途，39岁就成为央行银行司副司长，并由央行高管任上空降成地方大员，紧接着又成为大行董事长。一位充满了“拓荒”气息的中国金融业少壮精锐开始为人熟知。
事实上，在进入央行系统的第二年，亚洲弥漫的金融危机就曾让他充当了一回救火队员。当时，他被火速派往央行深圳分行和广州分行，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处置。也正是在那时的表现和出色的决断能力为他积累了政治资本。3年后，他升任央行行长助理。
熟悉蒋超良的人都了解，他思维敏捷、视野开阔、低调内敛、保守沉稳，身上始终混杂着一种激情与沉稳融合的矛盾气质。平时，他总戴着一副细框眼镜，黑色西服里面总喜欢配浅色衬衫、红色领带，工作时大多面容严肃，不苟言笑。
“许多部门老总都被蒋董事长批评过。”曾在交行与蒋超良共事多年的同事回忆，“如果从个人性格角度说的话，蒋董事长有时候有些霸道，甚至急脾气。”
或许就是这种霸气与几分不怒自威的气场，让蒋超良在升任央行行长助理之后的第二个年头，当选湖北省主管金融、体改、市场监管工作的副省长。
随后，在他47岁那年，临危受命接过了交行董事长的接力棒。彼时交行处于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的关键时刻。在诸多不利条件下，蒋超良最终引进了汇丰这一战略投资者。当时汇丰持股比例19.9%，逼近监管20%上限，至今堪称一次创举。
回忆历次调整，蒋超良用“苦中作乐”来形容自己。而与他共事过的人对其最常见的评价是“十分专业的公司治理者”、“他从不拖沓，认准的事情敢作敢为，尤其是人事调整上，当断则断”。
之后2008年9月，蒋超良再次被调整，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兼行长，与董事长陈元共同推进股份制改革进程。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尚无先例，其改革方向、改革方式和监管标准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争论。
重任在肩
此番回归农行，在业内人士看来是情理之中。
蒋超良不仅熟悉农行，且兼具央行、地方政府、大行工作经历。按照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胡祖六的说法，“蒋超良对农行的业务特点、历史沿革以及文化了如指掌，相信其一到位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有效地开展工作。”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既有过地方监管层的工作经验，又在金融圈摸爬滚打近30年；既做过银行监管者，又领导过交通银行股改上市、推动国家开发银行改革转型，金融全能的蒋超良此番的调任似在情理之中。
但作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最难点，农业银行的改革依旧道阻且长。回归对蒋超良来说，似乎并不意味着完全可以轻车熟路。
虽然农行已经股改并登陆资本市场，但作为一家特殊的银行，跟工、中、建行相比，农行还肩负着“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艰巨任务，距离实现全面的商业化运作，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对蒋超良来说，这并非是个好挑的胆子。
一是，如何将刚上市的农行打造成一家市场化的、有竞争力的国有银行；二是，如何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资本金的长效补充机制；三是，如何理顺三农事业部的体制、机制，形成标准化、流程化的运营模式，更好地为县域中小企业、农户服务，继续探索服务“三农”与商业可持续的边界。
蒋超良似乎早已有了自己的良方。此前曾在公开场合建言，农村金融的困境不是单个金融机构能够解决的，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上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加以解决。
平时，他总戴着一副细框眼镜，面容严肃，不苟言笑，而镜片背后的锋芒锐利却又有着几分不怒自威的气场。
几乎每天都是银行家标准的西装革履装束的他，在稍微轻松些的场合，也会在西服里面精心搭配粉色、淡黄等浅色系的衬衣，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风雅而不俗的趣味。
这就是蒋超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