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中国金融改革名将
2018-10-23 青野鸿蒙
刘鸿儒，男，1930年出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研究生班。1959年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专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任处长、局长。1979至1980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1980至1989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2年-1995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2012年3月29日，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他是诸多金融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其身影遍及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证券市场等多个重要的金融改革领域；他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金融教育家，由他创办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培养了大批金融机构的骨干人才，在早期金融界素有“黄埔军校”的美称。
1930年11月10日，刘鸿儒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县。他是这个普通人家的长子。爷爷高兴不已，找来一位有学问的先生给孩子取名为“儒”， 依照刘氏家族的族谱，这男孩属“鸿”字辈，“鸿儒”就成了他的名字。
刘鸿儒从小学习非常用功，虽然性格内向但是讷于言而敏于思。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在很小的年纪就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学龄前他每天去捡煤核卖钱给家里买粮食；上学以后，他利用假期到县城卖香烟赚钱贴补家用。虽然他白天还要挤出时间去打零工，不过，功课从来没有落下，每学期成绩都是全班前5名。高小毕业那年，他还考了全校第5名。
童年生活虽然艰苦，但这种勤工俭学的经历恰恰赋予了刘鸿儒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他笑称，“这算是跟经济最早的接触了”。
由于家境不宽裕交不起学费，12岁那年，成绩优秀的刘鸿儒不得已辍学，被迫到日本劳工营成了一名气焊学徒工，每天早出晚归，没有工资，吃不饱穿不暖。但这并没有使他悲观丧气，反而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向上的进取心，“几乎天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重新回到学校，去上学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刘鸿儒终于和其他劳工逃出了劳工营。第二年春天，他重新回到中学学习。1947年秋天，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被选入了哈尔滨东北行政学院(后改名为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由于在校各方面表现出众，刘鸿儒不到20岁时，便被调至司法系任干事，担任教学辅导和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刘鸿儒常说，“算起来，我先是搞教育出身，后来才进入金融行业。”
1951年，学校选派了刘鸿儒等几位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研修，一边跟苏联专家学习银行专业课程，一边担任助教工作。从此，他与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3年，人大的研究生进修学习结束后，刘鸿儒返回到东北人民大学，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等金融学课程，担任了经济系副主任一职。
正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教学实践中，他对教学相长这一古训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并不断地督促自己自反自强，求知上进。时值选拔留苏学生，刘鸿儒也向组织提出了申请，通过刻苦的努力，他在沈阳顺利通过全国统一组织的留学生考试，被留苏预备部录取。
1955年，24岁的刘鸿儒怀揣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踏上开往莫斯科的专列，开始了4年的留学生活。
苏联留学是刘鸿儒人生中最重要的历程之一，不仅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观察了苏联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为他后来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国际对比研究金融改革开阔了视野，而祖国的重托、神圣的使命、忘我的学习也成为他青春岁月里一段永不褪色的回忆。
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专列日夜兼程，到达苏联需要7天7夜。每一节车厢都选取了一个小队长，刘鸿儒是整列车的大队长。
为增加学生的饮食营养，在北京上车时，每节车厢都额外配送了10大筐苹果，各个小队长每餐负责把苹果分发给同学们。由于火车上没有冷藏室，一路上苹果烂掉了不少，有的小队长舍不得扔掉就先把烂苹果挑出来削一削发给大家吃，而有的小队长则直接把烂苹果挑出来放一边，先把好苹果发给大家吃。
“结果，前者是一路上老吃烂苹果，后者却一直吃好苹果，最后才吃烂的。我从此得出一个选苹果的经济学道理：不能等，要不然全都烂了。”勤于观察思考的刘鸿儒从这件小事中触类旁通悟出了不少类似于“选苹果”的招数—— “搞股份制改革、上市就跟选苹果一样，不要让苹果全都烂了，要分别对待，好的优先处理。”30多年后他在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提倡先把好的国有企业挑选出来改制上市的主张也得益于这件事带给他的启发。
刘鸿儒最初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念研究生。这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有过辉煌也有过困顿，但直至今日仍然威名显赫。上世纪50年代初在列宁山(现称麻雀山)扩建的新校舍，其教学硬件设施以及管理在当时均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每个学生都有独立的房间，书架、书桌一应俱全。除此以外，学校配有专门的洗衣房、体育馆、大型食堂等。
“这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刘鸿儒说。
细心的他经过了解得知，学生公寓、医疗、大学食堂等并不由学校包揽，而是实行社会分工采取商业化管理。校长只负责科研和教学，后勤则由商业部门管理，这与国内有的大学校长从学生学习到吃喝拉撒一盘抓，忙得一团乱的做法有所不同。“所以，学校不应该办成一个小社会，应集中精力搞科研和教学。”后来，刘鸿儒把这种做法应用在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的管理上。
由农业大国变为工业和军事强国的“苏联老大哥”在当时魅力四射，背负着学习先进经验建设祖国的嘱托，这些中国留学生肩上的重任可想而知。
刘鸿儒的夫人王志玲也是留苏学生，她于1953年进入莫斯科经济学院，在那里度过了她5年的大学生活。性格豪爽的她对记者详细描述了当年艰苦而充实的留学生活。为了不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中国留学生矢志报国，几乎视祖国的荣誉和使命为生命。大家格外能吃苦，博得了学校师生的称赞。当时大学生实行5分成绩评分制，考试成绩为3分的学生要自动回国，若得了4分则自责不已，唯有得了5分才会踏实心安。
刘鸿儒在莫斯科大学第一年的学习任务是主攻《资本论》，不过，书是俄语版，内容又艰涩难懂，“简直像天书一样，看得人头昏脑胀”，刚开始他不得要领，特别苦恼，但是年少气盛的他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主动调整心态，“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有时候看得眼睛直冒金花，就借吃饭的时间换个环境让大脑休息一会儿，吃完饭又继续去‘啃’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老师请教”。
当跨越过这段最难的时期后，学习终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来在苏联的学习也越发得心应手。刘鸿儒说：“在苏联的学习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而当初攻下《资本论》，在我的一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我在莫斯科大学还见到了毛主席。”刘鸿儒回忆当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他时任莫斯科大学留学生党支部书记，经常协助接待中央领导来校参观，但这一次活动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谈判后，就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与几千名等待已久的中国留学生代表见面，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响彻大厅的每一个角落，大家的手掌都拍红了……
“毛主席以革命家的雄伟气概和诗人的澎湃激情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这豪迈而亲切的话语饱含着对青年人的无限信任和殷切期望。”
“当时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是20多岁，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刘鸿儒说，每个人都在细细体会讲话的精神实质和深远意义，“我体会最深的是朝气蓬勃、谦虚谨慎两句话，这应当是青年人必须具备的，也应当是一生的座右铭”。
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的第一步是从恢复农业银行开始的。”刘鸿儒说。
1979年2月，中央提出恢复农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内部有“大秀才”之称的刘鸿儒，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兼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主管农村金融改革。1980年他被调回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具体分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由此，刘鸿儒开始了他富有挑战性的人生路程。
从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他一直奔跑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的前沿阵地上，不过，1992年他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的职务后，由于人们对股市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及新闻媒体对这个新鲜事物进行的密集式报道，使刘鸿儒的名字多与股市联系在一起。然而，他在人民银行分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的10年间所从事的金融研究和改革恰恰是不能忽略的。
因为1979年至1989年这10年，正是中国经济实践发生根本性改变的10年。正如有的学者分析指出的，“正是这10年，强有力的实践推动了改革，在经济学界的各种争论与思考当中，在各种思想、观点、方法的提出与讨论中，孕育着以后的改变”。
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刘鸿儒组织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听到代表们的发言，感到“十年动乱”使大家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创伤，很迷惘，但又很急切地渴望寻求发挥银行作用之路。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银行改革，他在1979年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指导思想，一针见血直指改革要害，一些多年从事银行工作的人对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敏感，激动异常，“大家也知道劲该往哪里使了”，刘鸿儒说，这就是他思考和研究金融改革方案的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万事开头难。”当时，原有体制和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经济实践的发展需要，但多数人却有着难以突破的局限性：不论是从知识结构上，还是所熟悉、掌握、运用的概念和方法都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色彩，即便是经济学家也意见不一，而那些利益相关者则更加各持己见——在改革的问题上并没有就一个清晰有力的理论框架以及概念体系达成共识，而且，人们总是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走到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犯资本主义路线的错误，因此，每一次的争论都激烈异常，但种种的阻力并没有动摇改革者前行的脚步。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发展农业放在战略位置上之后，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恢复专门为农业服务的银行。人民银行党组委托刘鸿儒组织调研，代国务院起草恢复农业银行的报告。
当时有不同意见，大家主要担心农业银行有可能重蹈过去“三起三落”的覆辙，来个“四起四落”，认为没有必要重新成立这家银行。
但农行的建立大势所趋，1979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明确规定了中国农业银行(农行)的性质、任务等。1979年3月14日，农行正式在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7号一栋简易的楼房里挂牌办公。
1980年，农行在苏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分行长会议，明确表示农行要一改过去走救济扶贫的老路，转变为支持农村商品生产发展。
在中央还未明确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这样的决定显得很前卫。刘鸿儒在会上发言后，农行广西分行行长事后告诉他，自治区当时正在开财贸会议，一听说这次会议的主张，大家议论不休，认为银行不能嫌贫爱富。
但实践没有等待争论明白才去开工，农行支持商品发展是否大有所为的疑虑，在随后发生巨大变化的农村形势中得到了印证：由于农村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生活得到改善，银行从中受益，存、贷款增加，不但没有“落下去”，反而“起来了”。
拯救中国股市
1990年5月，一直处于自发状态的中国股市一夜之间突然狂热起来。在深圳，深圳证券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和深圳国投的三个证券交易窗口前的马路上挤满了人，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供不应求的发行数额和财富效应，勾起人们的股票发财梦。从当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1个月中，深圳仅有的5只上市股票价格的涨幅分别达到：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资金仍在向深圳源源不断地聚集。股票热引起高层人士的关注和争论。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鸿儒奉命，三次率调查组，深入到深沪两地的交易网点实地研究对策。刘到体改委时间不长，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对证券市场问题的研究。
刘鸿儒选择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也选择了刘鸿儒。当时，中央高层中有种声音，认为股票市场是搞私有化，不能继续搞下去，主张取消深圳、上海的试点。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同志跟刘鸿儒打招呼，约他在回京的飞机上谈话。从广州到北京，飞行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江泽民问，刘鸿儒答，田纪云、温家宝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在场。江泽民就他所听到的各种议论问刘鸿儒，问得很认真，记得也很仔细。刘鸿儒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汇报到最后，刘鸿儒说，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
讲到这里，他表态道，“江总书记，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临下飞机时，江泽民说：“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继续试验，暂不扩大。”中国的股票市场度过一次劫难。尽管后来刘鸿儒一再谦虚地说，“保留这片改革成果，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但知情人士都说，是刘鸿儒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国股市。
谁来出任第一任证监会主席？不少人建议由刘鸿儒出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证券委主任朱镕基找到刘鸿儒，让其担任证监会主席。当年10月26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宣布成立。原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撤销。证券委员会由朱镕基兼主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为建立健全证券监管工作制度，国务院还成立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委主席。
退休之后，刘鸿儒依然细致的关注着资本市场的一举一动，只不过方式有了变化，在任上，刘鸿儒以一线监管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卸任后，他以一名学者、专家的身份为其摇旗呐喊。
离职后的刘鸿儒继续担任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他还在多个民间组织任职，在大学兼任教授，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出版多种金融学术著作。作为“五道口”——中国金融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教父”地位在当前的金融界可以说是无人与之比肩。
离开证监会时，得了个亲切中蕴含无限敬意的称号——“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