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中国证监会成立•中国资本市场30年
2020-12-21 青野鸿蒙
三十而立，中国资本市场进入盛年。
1990年12月，中国资本市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关键转轨时代蹒跚起步，孩提之年就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探索前行，与生俱来就被赋予了改革、创新的使命，“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在三十年的发展长卷中，中国资本市场搭乘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了“向上生长”的旅程，充满暗礁曲折，也充满欢欣鼓舞。它的理念和市场生态在新旧交替中不断完善创新，它的制度建设在兼顾时代性和适应性方面不断突破，行至今日，逐步构建形成了既遵循国际市场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
回望中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史，既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渐进革新，也是一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敢尝试。
中国证监会成立
1992年1月，一种叫“股票认购证”的票证出现在上海街头，向市民公开发售。股票认购证的发行，既预示着中国股票发行到了一个制度化演变的入口，也预示着地方政府鼓动市场高速发展将演变出中央政府接手市场的决心。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场面，并发生了被称为“深沪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的、震惊全国的“8•10风波”。
“8•10风波”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两个月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诞生。据刘鸿儒的回忆：“8月份一出事，中央一看，管都不管这个局面是不行的，必须赶快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所以中央定得非常快，文件都没有来得及像过去那样一步一步地发表，一下子就公布了。”这也许是市场发展本身显示了对于统一监管的要求，中央政府从此开始着手接管证券市场的主导权。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主任由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道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还有多个部委领导担任委员。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证监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中央政府监管机构。
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取向有关。
在证券市场中，某些地方政府是更多的获利者，它可以不需要担负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却可以获得诸如印花税等市场收益的大头。交易所对柜台交易和黑市交易制度的成功替代，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和部分市场监管部门充分认识到了建立交易所的巨大潜在收益。比如，中央政府放权和地方财政包干出现地方投资扩张冲动与地方财政结余不足的现实矛盾，急需地方政府寻找资金集聚和市场融通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所以，初期的市场存在自我约束、竞争约束、行业自律、诉讼约束和监管约束的巨大空白，市场参与者未受节制的贪婪和各种不当行为导致资本市场出现严重的无序。
但中央政府的处境不同，它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利益非常小，却要承担证券市场的全部风险。所以，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风险为主的政策。
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基因，决定了行政控制成为伸手可及的现成工具，成为一种便捷地替代和填补市场缺失的约束机制的重要战略选择。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证监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初步介入证券市场，进行大量具体制度设计，原有的市场利益主体的制度供给空间逐渐丧失。向地方收权、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加紧建立较完整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成了这段时期中国证监会的主要工作。
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不久，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便在北京成立。从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开始“接受中国证监会指导和监督管理”，其高层管理干部大多来自证监会系统，属于所谓的“（证监）会管干部”。如前任会长庄心一，原在1995年受中国证监会委任为深圳证交所总经理、1997年去职后于2002年成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2005年初在会长任上提拔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现任会长为中国证监会湖北证监局前局长黄湘平。
1992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全国人大也开始了有关制定《证券法》的讨论。
总的来说，到1995年为止，中央政府只是被动地针对证券市场的具体问题予以干预。直到1996年，中央政府才正式把证券市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形成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积极主动地全面介入证券市场，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证券市场从此开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导、为完成“国企改革”政治目标、为满足中央政府利益需要的发展轨道。
这标志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体系开始构建，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以它的监管机构为代表，正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
邓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以下为讲话全文：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
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
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政策背景
1992年5月15日，《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颁布。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1992•股市大事件
1992年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管制，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猛涨104.27%，上证综指当天从616点蹿升至1265点，首度跨越千点。股价随后一飞冲天，仅隔3天，又登顶1420点。
1992年7月7日，深圳原野因债务、资产损失、产权界定等众多问题，引发金融部门与上市公司对簿公堂，管理层停止其市场交易。两年后问题才彻底解决，原野重组，改名为世纪星源重新上市。这是第一家亏损重组的上市公司。
1992年8月10日，深圳数千人因为排队数日没买到认股抽签表而爆发震惊全国的“8.10”事件。“8.10”之后第三天，沪指猛跌22.2%。此时点位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
1992年9月23日，全国性三大证券公司组建，华夏证券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国泰证券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南方证券公司总部设在深圳。这是第一批全国性证券公司。
1992年10月9日，中国华晨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CBA。这是第一家到境外上市的公司。
1992年10月19日，深圳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992年认股权证，这是中国首家发行权证的上市企业。
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率先在我国叩开了国债期货交易的大门，允许部分证券商进行自营买卖。这是第一次准许进行国债期货交易。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向个人投资者开放国债期货交易。1995年5月18日，国债期货交易暂停。
30年前，深沪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幕徐徐拉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股票市场到多层次体系，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参与人数最多、市值规模名列第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提升、影响力辐射全球的大市场。
与欧美资本市场数百年的发展史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走过30年，时间很短，却也因此更加波澜壮阔、风光无限。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成都等地就出现了股票和资本市场的雏形。1986年11月，邓小平将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纽约证交所董事长范尔霖，以此表达中国推进改革、对外开放的决心，一时传为美谈。1990年，深沪两家交易所开业之初，分别只有五只和八只股票挂牌交易，起步卑微，但新中国资本市场自此正式奠基，意义非同小可。
中国资本市场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早期市场化程度低、运行不规范等问题较为突出。比如，股票发行采用配额和审批的方式；国有股、法人股暂时不能流通；二级市场缺乏稳定资金来源，庄家操纵成风；上市公司机制转换不彻底，一些公司治理混乱，等等。这些成长中的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制度的日渐完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化解，A股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也从最初谨慎试水，中间一度为国企脱困服务，升级到如今在资源配置和高质量发展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地位。
回顾过去30年，A股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牛熊转换，曲曲折折的K线图背后，刻画的是一个个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