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中国资本市场30年

                                                               2020-12-19   青野鸿蒙

三十而立，中国资本市场进入盛年。

1990年12月，中国资本市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关键转轨时代蹒跚起步，孩提之年就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探索前行，与生俱来就被赋予了改革、创新的使命，“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在三十年的发展长卷中，中国资本市场搭乘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了“向上生长”的旅程，充满暗礁曲折，也充满欢欣鼓舞。它的理念和市场生态在新旧交替中不断完善创新，它的制度建设在兼顾时代性和适应性方面不断突破，行至今日，逐步构建形成了既遵循国际市场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

回望中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史，既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渐进革新，也是一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敢尝试。

1990，中国证券市场启航——沪深证券交易所诞生记

　“上交所的发展没有老师”

　　“如今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今天不用再担心意识形态问题，不用担心姓社姓资问题，不用担心做不好被关掉的问题。”2010年10月，已经身为商人的尉文渊在淮海路的办公室里，感叹到当年的“小家底”如今已是成就非凡。“如果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具智慧，证券市场前进的步伐会更快。”

　　把时光倒回198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遭遇到了外界的质疑，此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被高层提上了议事日程，具备了极大的政治意义。此时对上证所的建立还完全在上层的酝酿中，而刚从北京调回人行上海分行的尉文渊，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他正在忙着做投资者教育和宣传工作。

　　此时的上海依旧处在计划经济的社会氛围中，虽然此前在1986年已经发行过“小飞乐”等股票，并且有了一定柜台交易的基础，但说到成立证券交易所，似乎各方面的认识和准备都不大充足。人们对旧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记忆犹新，投机、贪婪、冒险等意象充斥在回忆中。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的描绘更是令改革者不寒而栗。

　　1989年12月，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召开了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李祥瑞（时任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时任上海体改办主任）和龚浩成（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

　　经过筹备小组成员的努力，历时半年的准备工作之后，次年6月，朱镕基出访美国、新加坡和香港，正式宣布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同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

　　也就在这个时候，35岁的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副处长尉文渊“不甘寂寞”，尽管他也不知道证券交易所的成立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为了赢得一个独立工作的机会，大胆地向领导主动请缨去筹备交易所。直到20年后他才感叹说，如果现在让他选择，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去承担这份工作。

　　“因为我年轻，所以就想着有苦活累活让我去干，我想通过这个办法来表现一下自己。我们当时谁也没把这个当成巨大的开创性的工作，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尉文渊说，直到开始做了之后，才发现事情的艰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清算体系、会员管理，这些都是全新的。

　　尉文渊把阚治东和管金生、汤仁荣等召集在一起，请大家帮忙，每家都承担些交易所筹备任务。于是彻夜写规则、培训交易员，几十个人开始发疯一样工作。根据尉文渊的要求，几家证券公司还直接派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

　　经过了几个月的忙活，直到11月最后去香港交易所考察，尉文渊才明白自己的工作其实做得还不错。“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没有一种通行模式，我们没有这些历史包袱，是按照理想化的原则来搞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有个特点，就是没有老师，也没有人教得了我们。”尉文渊说，“我们有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最了解中国的是我们。”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在黄浦路19号浦江饭店举行。上海市长朱 基庄严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紧随着他洪亮的宣告，在开市的锣声中，黄菊副市长和龚浩成行长，将披在由市府顾问汪道涵手书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揭开，宣布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此诞生。

　　“锣儿无声鼓不敲”

　　当上海传出上证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时，让先前一直在埋头筹办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禹国刚、王健二人有一种难言之涩。和上海方面上下一心的情形相反，禹、王两人在筹办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起了大早、却可能落后”，多么让人心有不甘。于是俩人合计后直接向李灏汇报。

　　“深交所成立，离不开市委书记李灏。”

　　不仅王健逢人就会重复此话，禹国刚的观点亦是如斯，因为李灏直接催生了深交所——那是在1990年11月22日的市委书记现场办公会上。

　　“12月1日开业！”李灏当着深圳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以及人民银行深圳负责人一干人等作出最终决断，“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

　　“这句话的意义对于深交所开业而言重若千斤，如若没有，按此前相关主管单位的工作风格，深交所12月1日依然将难产。”禹国刚说。

　　前不久，老禹和李灏相遇。禹问及李当年缘何有拍板之勇，李灏方才点出了三大玄机。

　　“第一，不开场内市场，那么场外的黑市乱下去就一定全部完蛋；第二，一切都筹备好了，为何不开？北京可以给上海批文，深圳是全国试验场，不给没有道理，所以上海开了，我也敢开；第三，等交易所真正开起来了，要想再关，谈何容易？”

　　斯言诚矣！

　　1990年12月1日上午9点，王健敲响了深交所开业钟声，交易所员工群情激奋。但与当时氛围格格不入的则是，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却显得无精打采，表情落寞。

　　更令人意外的事情又接连发生。按常规，钟声响过后，交易大厅应是一派激烈的价格争抢。而12月1日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交易所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怎么了？”禹国刚和王健一头雾水。

　　“后来我们才知道，深圳当地的几大券商提前已经达成了协议，有单不报，就是要让交易所开业当天ZERO，就是零成交。”时至今日，禹国刚谈及此事依然满腔愤懑。

　　所幸的是，最后有色金属部的交易代表做了5笔交易，共成交了8000股深安达股票，而这也帮助深交所度过了冷清、尴尬的开场之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初建时“惊心动魄”

禹国刚（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口述：我生在陕南，长在关中，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大学毕业后能放弃不错的薪酬来到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的深圳发展，是有缘分的。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在一位广东亲戚的鼓励下，我变卖了家里一台三洋收音机和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带着所得的600多元钱和一家四口，从黄土高坡来到“边陲”深圳。

初到深圳，满眼荒凉。从福田区的深圳市政府门口走到罗湖火车站，一路上就找不到一栋三层高的小楼，遍地是荒田、烂水沟。

爱华电子公司正在深圳招聘干部。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的我，很快就成了公司的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不同于现在人才流动的便捷，1981年调动工作需要办理繁琐手续，但我全家搬到深圳，办完手续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深圳速度”。

1983年，由中日友好团体出面，在全国招考两名懂日语，兼通金融的青年人去日本学习证券。我的情况是，1964年，我以考区第一名成绩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日语专业；在爱华电子从业期间，因为与日本企业进行商务谈判时需要用到股份、证券等知识，我通过自学积累了基本金融素养。得益于这些准备，并凭借良好成绩，我顺利踏上日本留学之路。

回国后，我从爱华电子来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国际信托公司工作，直至1988年深圳市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我应邀担任专家小组组长，开始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 

当时股份制、证券市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从中央到地方争论激烈，没有定论，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深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的历史使命背景下，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果断拍板，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先行先试，率先开市，杀出一条创建新中国资本市场的“血路”，标志着新中国股市从深圳走来。

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1991年4月22日出现了可怕的一幕，这是深交所乃至世界股市颇为罕见的“零”成交一日。

“要发新股”“股市要停市整顿”等谣言四起，再度令股民不寒而栗，加剧了股市下跌。到1991年9月7日，深发展股票跌至每股13.75元。损失惨重的股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有人来救市。深圳市委市政府果断决定，以2亿元购进龙头股——深发展，进而稳住大市。到10月10日，深发展股价升至每股逾26元，此后进一步升至每股逾36元，股市有救了。

1992年8月8日至8月10日，深交所采用了认购电脑抽签表的办法，发行1992年度新股，共有120万人参与认购。他们挤满了深圳城乡303个发售点。8月10日，发生了因售表时舞弊行为引发的事件。李灏现场果断表态：一定严惩腐败，并提出增发500万张抽签表，于8月11日早上开始原地发售。

1993年，我推动深交所在全球股市中第一个同步实现“四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其证券交易系统技术水平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经过30年洗礼，深市“老五股”（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中，万科A（原深万科）、平安银行（原深发展）不断成长壮大，直至成长为目前世界500强公司。希望通过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后，在全市场推进注册制背景下，深市能培育出更多科技巨无霸，与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

政策背景

《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施行

1990年11月27日，为了使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能够公正和顺利地进行，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

上交所两次调整股价涨跌停幅度

1990年12月31日上交所两次调整股价涨跌停幅度。

全国证券报价交易系统成立

1990年12月5日，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正式开始运行。STAQ系统是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进行有价证券交易的综合性场外交易市场。系统中心设在北京，连接国内证券交易比较活跃的大中城市，为会员公司提供有价证券的买卖价格信息以及结算等方面的服务，使分布在各地的证券机构能高效、安全地开展业务。

STAQ系统本身属于非赢利性的会员制组织，全体会员大会是系统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会。STAQ系统的日常事务由执行委员会主持。在当时，STAQ系统的建立，推动了全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便于异地证券机构间的沟通。STAQ系统在交易机制上普遍采用了做市商制度，在市场组织上采取了严格自律性管理方法。

30年前，深沪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幕徐徐拉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股票市场到多层次体系，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参与人数最多、市值规模名列第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提升、影响力辐射全球的大市场。

与欧美资本市场数百年的发展史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走过30年，时间很短，却也因此更加波澜壮阔、风光无限。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成都等地就出现了股票和资本市场的雏形。1986年11月，邓小平将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纽约证交所董事长范尔霖，以此表达中国推进改革、对外开放的决心，一时传为美谈。1990年，深沪两家交易所开业之初，分别只有五只和八只股票挂牌交易，起步卑微，但新中国资本市场自此正式奠基，意义非同小可。

中国资本市场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早期市场化程度低、运行不规范等问题较为突出。比如，股票发行采用配额和审批的方式；国有股、法人股暂时不能流通；二级市场缺乏稳定资金来源，庄家操纵成风；上市公司机制转换不彻底，一些公司治理混乱，等等。这些成长中的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制度的日渐完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化解，A股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也从最初谨慎试水，中间一度为国企脱困服务，升级到如今在资源配置和高质量发展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地位。

回顾过去30年，A股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牛熊转换，曲曲折折的K线图背后，刻画的是一个个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