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近代商业社会的画卷·鲁商

2019-1-10 青野鸿蒙

鲁商，在中国历史上兴起较早，和徽商、晋商、浙商、粤商一起，被公认为中国五大著名商帮。鲁商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有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

“鲁商”即山东籍从事商业营销活动的商人的通称。从营销的地域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因而，“鲁商”这一名称兼具三方面的内涵。它既是一个从业群体的称谓，又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更是一个与他省商人相比较而独具商业特色的名称。

鲁商创造的独特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鲁商的兴起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的不足，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同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所以，司马迁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

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

春秋战国时，齐国还发明铸造铸造了刀币，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鲁商的经商之道，最早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

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而且还为中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陶朱公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

代表人物：

首先是谋臣范蠡。他在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之后激流勇退，悄然奔赴齐国，隐姓埋名，到了今天的山东定陶一带，发现那是个“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好地方，于是就定居下来经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应时而动，据说还干了制造陶器的实业。没几年又名动天下，富可敌国，人称“陶朱公”。管仲带给齐国的商业繁荣，在他死去100多年后仍然得以继续。

不过，范蠡似乎也遇到所谓的“富二代”的问题。他曾经批评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史料记载，这个小儿子因为在楚国杀人被关进监狱，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但也没能保住。

另外一位鲁商先贤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也就是被称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论语先进》中有写：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弟子颜回安贫乐道，老挨穷，子贡为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财富丰厚。

如今的巨商大贾旅游出国，或者到他国投资洽谈业务，都要千方百计和所在国的上层人物打交道。那时候的子贡早就明白这一点，孔子宣传自己学说周游列国时，子贡一直伴随在身边，十几年的流浪生活，不但是追求真知、积累政治经验的过程，同时也是积累财富的过程，这可能正是子贡高人一筹的地方。

如今如果以漫画的手笔刻画鲁商，那会是“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子贡。作为孔子的弟子，他在成为一代富商大贾的同时，他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还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儒商鼻祖”。

孔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义利观的长期教化，使鲁商这个群体格外具有道德感。不过，孔孟之道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尤其是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鲁商的形成。整体来看，基本上直到清代，山东淄博周村的贸易等工业兴起，才让鲁商再次走上商业舞台。

鲁商的兴盛

历史上的鲁商，其实并不如晋商、徽商那么辉煌，但在兴盛时期，也一度控制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明清时期，和晋商、潮商、闽商、秦商等并称十大商帮，具有独占北方的优势。

讲鲁商，一定会提到一个发源地——周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这个周村可了不得，被叫做“天下第一村”，据传是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并享有“旱码头”、“金周村”、“丝绸之乡”的美誉。周村自古商业发达，到明末清初，已经是和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齐名，成为中国四大“旱码头”，并逐渐形成了以镇中大街为中心的古代商业街市。

有一部为人熟知的电视剧《大染坊》，就是取材于周村。剧中男主角陈寿亭，其实是以民族工业开拓者张启垣为原型。清朝末年，十五岁的陈六子父母早亡，以讨饭为业。寒冬夜里无处取暖，冻昏倒在了周村的通和染坊门口。周掌柜一家为人和善便收留他当了染坊的伙计，改名陈寿亭。这个人物热情豪爽，善良正直，但同时头脑灵活，性情刚烈，有勇有谋，日后把通和染坊开到了青岛、济南，成为了一代工商业巨子。

初具规模的鲁商们，并没有局限在周村。当时，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历任山东巡抚的新政措施大都在济南推行，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氛围，而且为了与德国控制的青岛相抗衡，清政府在济南制定和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使得济南的近代化大大加快，外资大量涌入。在济南开埠后，很多鲁商并没有固守自己在周村的“地盘”，而把商号迁往济南或者在济南设立分号，以寻求更大的市场。

当时，外国的许多产品都是中国从没有过或者没有大规模开发过的，同时还有外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极大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济南在短短几十年间飞速发展，以鲁商为代表的民族资本，也逐渐转向这个新的中心。

一般来说，鲁商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说起近代鲁商，肯定是先从闯关东说起。

从清朝到民国的数百年间，众多山东人背井离乡，清军入关之后，鲁商出关者也日益增多。不过，这一时期的很多鲁商远道关外经商，并不携带家眷，获利后多返回关内。在乾隆帝死后，东北部分地区对关内人全面开禁，鲁商日渐成为闯关东主流，拖家带口并开始定居东北地区。

电视剧《闯关东》讲述的，就是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户山东人家离乡背井闯关东的故事。

在山东活不下去了，为生活所迫去闯关东，这是当时很多人闯关东时所处的困境。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朝末期，鲁商在东北各城商业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比如在长春的大小商铺有1200多家，除银钱号30多家为外省商人经营外，当铺、绸缎、粮栈等大多是鲁商垄断。同样，清末在哈尔滨有4000多家商埠，油坊、绸缎、烧锅、皮货等实业性质的山东商号就有500多家。

当时，在东北的营口还有了商会的雏形，叫“公议会”，成员都是商业方面的著名人士。在粤商经营失败退出公议会之后，鲁商在公议会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在闯关东的鲁商中，又以黄县就是现在山东龙口市的商人最多。《黄县故事》说：“东三省更成了黄县人经商的战场了，大到都市，小到屯子和窝棚，全是黄县人。”康熙年间，黄县单家村单文利、单文兴兄弟在盛京就是现在辽宁省沈阳市，开设的天合利丝作坊，跨行经营，发展迅速，清朝末年达到鼎盛，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过了当地所有商家。

从古到今，鲁商历经了数千年更迭变幻，从清代的“瑞蚨祥”、“便宜坊”、“四大堂”、“八大楼”，鲁商就威震北京数百个春秋，现代的如海尔、海信、青啤、张裕等“鲁商军团”，跨出国门，屡创商业奇迹，同样让人刮目相看。

瑞蚨祥是个老字号了，它最早也是从山东周村起家。周村最出名的是丝市街和银市街。银市街在最兴盛时，票号有128家之多，资本总额达600万两白银。丝市街原来是古老的桑蚕市场，每当收获季节，新泰、沂水、莱芜、泰安等地的蚕茧大量运到这里，等待附近丝业作坊的收购，明代时形成了固定的街市，丝店林立，顾客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客商。

明清时代，周村纺织业达到鼎盛，有一首民谣流传在民间：“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锦缎。”瑞蚨祥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的。

1821年，瑞蚨祥在周村大街挂牌，1835年，第一家分号开到了济南。1876年，当时年仅25岁的瑞蚨祥掌门人孟洛川，就把目光投向了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大栅栏，投资8万两白银，成立北京瑞蚨祥绸布店。

回想当年，瑞蚨祥经营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乃至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共16家企业30个连锁分店，以济南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北至北京、天津、沈阳、包头，东至青岛、烟台，南到上海、武汉。到1927年时，孟洛川每年的纯利息收入就达到300万两白银。在孟洛川运营之下，瑞蚨祥兴盛60多年，成就了一段鲁商传奇，孟洛川也因此成为山东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商人。

当代鲁商

对于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山东企业和山东企业家，有个称呼叫“新鲁商”。汇源的朱新礼、海尔的张瑞敏、双星的汪海、海信的周厚健、青岛啤酒的金志国等等，都是典型代表。

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敢于挑战传统，逐步开创和运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新鲁商大多没有什么特权，很多是白手起家，历经商海沉浮，是平民时代的商业领袖。在他们身上，鲁商精神也在传承中创新。

社会影响

奠定基础：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和经济学思想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深远影响：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国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内涵丰富的齐鲁商业文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