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近代商业社会的画卷·徽商
2018-12-22 青野鸿蒙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的兴起
徽商当年是被逼出来的。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土瘠人稠，所谓“即富者无可耕之田”；即使是有限的田地，也正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说的，是“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责红虾灿，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曰不过数亩，粪龚缉栉，视他郡家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之一。”本土经济长期以来都是赖以山林的山戍经济。粮食从来不能自给，所需粮食皆“仰四方之米”。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黄巢之乱”和“靖康南渡”连续两次的外地移民于徽州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尖锐，民众的生存空间更小。于是，徽人“非经营于四方，绝无治生之繁矣。”拓展生存空间，找寻徽州的再向外移民，就成了徽州人当时的当务之急。
同时，又由于徽州本土的主体经济结构是山林经济，它本身是盈缺待补和不平衡的，如，徽州山出美材，而美材于林只为柴；境内多茶叶，但茶叶过多也只为草，因此需要输出去，通过商业贸易，方才能换取徽民的所需。于是为治生计，徽民们多选择了经商作为自己的一大治生之道。除一方面他们感慨自己“生在徽州”是“前世不休”外，另一方面，又总是毫不犹豫把自己在“十二、三岁”时“往外一丢”。“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徽人经商就这样千呼万唤要出来了。
而正在徽民要外出经商之时，恰好又碰上了“靖康南渡”，宋王室偏安江南，迁都临安（今杭州），从而带来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向南转移，江南经济开始充分活跃。这一历史契机，被徽州人牢牢地把握住了。徽民们充分利用了自己紧靠临安，有横贯徽州全境地的新安江水路直通临安的极大交通便利，极尽本土物产丰富、名产特产多的优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使徽商在南宋后全面崛起，走进历史大舞台，并获得极大的成功。至少是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拥有了如“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和“祝半州”等大商巨贾，造成影响。
代表人物：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徽商的鼎盛发展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经营行业上，是“其货无所不居”，以至于“倚顿之盐，乌得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家、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柴、贩脂之业，……多新安人也。”从事的行业有粮商、布商、丝商、瓷商、墨商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这四大行业。
经营方式上，也不仅仅是过去一种走贩，还更有囤积、放债和垄断经营。走贩是利用商品在地理空间上的差价以牟利；囤积是利用商品在时间上的差价以牟利；放债则是直接地以钱生钱；垄断则是要充分占领和操纵市场，构建徽商帝国。对这几种方式，徽商把握的都十分全面和娴熟，从而达到"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经营地的范围，是“其地无所不至”，明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记：“休歙尤黟，故贾人几遍天下。”徽商的足迹遍天下，以至于早在明中叶，就形成了一句古谚"钻天洞庭遍地徽。”
代表人物：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
徽商的衰落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客观原因：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盐商失势的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不仅仅是盐商，其它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茶叶产地之一。随着统治危机的加重，各省厘金渐涨，这也是导致徽州茶商竞争力低于洋商，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再次，连年战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只得不停增加赋税；徽州因战乱也所失惨重，这对于以徽州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击之一。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茶商为首的徽商损失惨重。
主观原因：
首先，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徽商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消费中，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其次，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是的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以及购置族产与族田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除了耗资于非经营性项目，徽商与政治不再紧密结合也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徽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其“亦儒亦贾”的经营方式以及与封建政权结合紧密的主要手段。清后期徽商与政权结合不再密切，这使得徽商们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无法维持，直接造成了其衰落。
代表人物：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的影响
徽商至少是在明中叶以后，就已经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帮发展成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在中国的几大商帮中，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资产影响上，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曾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晋商）。”而清以后，特别是至清中叶，徽商的发展则达极盛。特别是盐业的发展，“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歙人江春业盐扬州，任两淮盐业总商达四十年，富可敌国，曾两次接驾乾隆南巡，获得"以布上交天子"美誉。
垄断经营上更加强化，牙行、行会遍地。如乾隆时，北京仅由歙县人所开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乾隆五十一年杭州成立的“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五六百人；明时，徽商就开始在各地兴建会馆，到清时则更盛，几以遍及全国各大都会、城镇甚至小乡村等等。
所以，清中期时，徽商实际已是在中国商界中独占了鳌头，成为中国八大商帮中的居首之帮，彻底地构筑成了一代徽商帝国，其影响之大，历史地形成了一句古谚即：“无徽不成镇”。
具体来说，“无徽不成镇”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一个原本是僻小平淡的乡村，如果有了徽商，则它很可能变成一个有影响的市镇；其二，一个原本不是市镇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则它的经济与文化社会的发展就会走向昌盛与繁荣；其三，一个市镇，如果没有了徽商或者说过去曾有过徽商而繁荣，后徽商撤出或徽商在此已衰落了，则这个市镇也就会衰落了。民国时人陈去病在《五石脂》里关于徽商对扬州影响的一段话可作此一个说明：“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