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找自己的新角色
2018-01-04 青野鸿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语: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是根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的。与世界银行同时成立、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其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我们常听到的“特别提款权”就是该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
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组成,一般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每年9月举行一次会议,各理事会单独行使本国的投票权(各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所缴基金份额的多少决定);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工作,行使理事会委托的一切权力,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其中8名由基金份额最大的5个国家(美、日、德、法、英)和另外3个国家(中、俄、沙)任命。
其余16名执行董事由其他成员国分别组成16个选区选举产生;中国为单独选区,亦有一席。执行董事每两年选举一次;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工作,任期5年,可连任,现任总裁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另外还有四名副总裁。

该组织临时委员会被看作是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和指导机构。该委员会将在政策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在制订中期战略方面的充分发挥作用。委员会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与世界银行共同举行年会。
该组织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低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
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
基金功能
资金融通

会员国家在国际收支困难时,可以向基金申请贷给外汇资金。但其用途限于短期性经济收支的不均衡,各会员国可利用基金的资金,其最高限额为该国摊额的2倍,而在此限额内1年仅能利用摊额的25%。后来,基金已慢慢放宽会员国对于资金利用的限制,以配合实际的需要。
相关措施

规定各会员国汇率、资金移动和其他外汇管制措施:会员国的国际收支,除非发生基本不均衡,否则不得任意调整其本国货币的平价。所谓基本不均衡,乃指除了因季节性、投机性、经济循环等短期因素外的原因,所产生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对于资金移动,基金则规定:各会员国不得以基金的资金,用于巨额或持续的资本流出的支付。对于此种资本流出,会员国得加以管制,但不得因此而妨碍经济交易的对外支付。
组织作用

对会员国有提供资料和建议的作用:我国在基金的历史较早,1944年的布雷敦森林会议我国便是与会44国之一,并作为大国而摊额十分庞大,仅次于美国的275亿美元及英国的130亿美元,而为55亿美元,与美、英、法、印度并列入摊额最大的国家。1959年基金增资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摊额并未增加,因此不能列入摊额最大的5国之内,1961年单独任命执行董事的资格为西德取代。过去,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格由国民党政府当局代表,自从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于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通过取消台湾当局资格,恢复我国为会员国资格。
基金评价

国际货币基金对于外汇汇率采取平价制度,规定各会员国均须设定本国货币的平价。基金第4条规定:会员国的货币的平价,概用黄金1盎司(英两)等于35美元表示。
各国外汇买卖价格上下变动,不得超过平价的1%。1971年史密松宁协定成立后,此一现货汇率的波动幅度,已扩大为平价上下2.25%的范围,而决定“平价”的标准,也由黄金改为特别提款权。至于经基金公布的平价,非经基金同意不得变更。
但如果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发生基本不均衡时,即可向基金提出调整平价的要求。若整幅度在平价的10%以内时,会员国得自行调整后,由基金予以追认。若超过10%以上时,则须先经基金同意才能调整。此种平价制度就是“可调整的盯住汇率”。虽然与金汇兑本位制颇接近,但基金的平价,是基金与会员国所决定,而金汇兑本位制则由黄金含量比率所决定。
制度缺陷

(1)IMF 的组织机构由美国及欧盟控制
(2)IMF 的基金份额和投票权分配不合理,在IMF的重大决策上,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
(3)IMF竭力维护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忽视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作用
(4)IMF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不足,导致全球国际收支严重失衡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报道,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银行写好了讣告,并且隐晦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仍然有意且有能力领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另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它似乎即将迈入第三纪元,并将在这个纪元中成为一家不可或缺的机构,催生“新平庸”时代被认为必要的全球经济改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是否在走下坡路上。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一篇社评中警告称,由于亚投行吸引到了美国的一些最坚定的盟友,世行被边缘化的风险已经加剧。但这掩盖了“隔壁”正在发生的、同样意义深远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力还得到了增强,而亚投行引发的争论掩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新多边主义”旗手的抱负。

正如艾伦•贝蒂3月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辩称的,且不说中国将美国的盟友纳入亚投行是在示强还是在示弱,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运可不是捆绑在一起的。它们都不是美国衰落的有力证明。当世行艰难地重新界定自身角色和突出地位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向前看。聚焦国内事务的美国国会阻挠了IMF的治理改革,使得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否决权及其事实上的领导地位未受任何触动。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很小,但国际货币基金组并织未陷入世行那样的合法性危机,尽管IMF自身的领导层表示此次改革对该组织的效力与合法性至关重要。
自2010年实现机制复苏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些传统上被认为超出其能力和授权的政策问题上已崭露头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扩大了其核心职能。这一时期,它签署了逾35项新协议,并在应对欧元区危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它远没有被边缘化。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包括深度介入各国国内金融领域,以及通过其定期的溢出效应分析发布的公告——这类分析会检视系统性国家和地区对彼此的影响和对全球稳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自身重塑为一个辩论的支点,辩论主题包括妇女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平等带来的经济挑战、为缓解气候变化而必须实施的紧迫能源政策改革、财政可持续性、乃至如何应对瘟疫以防影响到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最新公报中的一段话,揭示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命的悄悄改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IMFC呼吁IMF拥抱“新的多边主义、以求得可持续的未来”。这突显出为了支撑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职能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
萨默斯揭示出了这些改变的划时代意义:放弃当前这种“让‘借款’国承担调整责任”的制度,转而发展“一种让‘盈余’国也分担责任的对称制度”。与世行的许多模仿者不同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并没有可行的替代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提供全球公共品,比如重大技术援助和大幅加强的监督,这些都是难以复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想的治理改革步子不大。该组织的决策仍将由最富国家合力操控,或许正是这一特点最能保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