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波：发展属于中国人的国际金融集团

2018-11-24 青野鸿蒙

张高波，河南大学地理系81级毕业生，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东英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的金融才俊，要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创业，可以怎么做？东英金融总裁张高波或许是少数有底气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来自河南乡村，未出茅庐的22岁研究生，跟在老师身后下地方调研，就得到省领导的欣赏，华丽变身“二号首长”——省长秘书。23岁主笔编制全省经济发展政策；24岁代表央行负责推动本地证券市场创立；27岁成为省级证券交易中心掌门人。28岁转战香港，从零开始创办横跨融资、证券、资管的金融集团，从第一批H股开始迎接两地市场融合……张高波“开挂”般异常丰富的青年时代，令他比多数人更早、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成长与香港金融业之间的内在耦合。

二十年后，他希望成为内地私募来港创业的引路人——东英旗下东英资管SPC基金平台推出半年，已经上线了近30家风格策略各异的私募基金，还有数百家在流程中。张高波对新浪财经指出，当今香港资产管理界，已经一半以上都是内地人，“香港和内地总有一天会融合”，“香港市场和内地的互补性越来越强”。

香港市场走向没落？

　　撰写经济规划的思路，一直影响着这个精密的大脑，“我们的大方向都是top down（由上而下）的，当年（90年代初）中国需要的就是外面的钱进来投资中国企业，到了04、05年开始中国资金需要投资海外”，而这两种方向至今还在不断交互作用，“这就是香港独特金融市场的位置，我们是看着资金在香港和内地来回跑，”张高波笑道。

　　张高波认为，香港跟内地两个市场的“互补性”越来越强，“机会一下子在这边，一下子在那边”，当内地市场好，资金就积极进入内地，当内地限制加大了，上市困难了，外汇管住了，或人民币贬值了，资金又蜂拥而回，“做资管的经过几轮都知道，要做出点影响力，最好分散在两边投资，除了互补之外当前香港市场也是价值洼地，“长期投资的钱来香港，是非常好的机会”。

对于内地不少人觉得香港市场即将走向没落，张高波认为香港的确没有新加坡等对手进取，也不像过往那样进取了。例如阿里巴巴被监管机构以股权结构为由拦在门外， “1992年中国企业连公司法也没有，也能来上市，甚至连这些企业都不是投行选的，而是中国政府定的，也不见得都是好企业”，但他认为，是香港政府和港交所承担了其中的风险和责任，创造性地以各类上市条款来弥补没有公司法的缺憾，才开启了H股来港上市的新时代，“那个时候，大家的开拓精神真的很强”。

　张高波认为，香港倾向保守的原因或许是其背靠内地的优势太大，赚钱已太过容易。“设计一个产品放在新加坡非常不容易，距离远，人力资源也差香港不少”，他认为与此相对的，新加坡的“进取心”也正是因为优势不如香港，“实在是香港做不了或批不了的产品，例如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才会去新加坡”。张高波预计，与上海等金融中心相比，香港领先度会越来越低，然而其特殊的地位依然无法取代，“日子还是会很好过”。

两地“庄家”一定会合流

　　“我就像阿里巴巴，平台上的私募基金经理就像店主”，张高波这样形容自己的平台，“作为平台，我们不管你是什么策略”，张高波表示，“但我们在风控、合规上必须把好关，你跟投资者的约定和承诺必须遵守”。当前香港市场上细价股（指那些相对来说股票的发行股数比较少的股票）风格之“妖”令不少内地投资者都望而生畏，不过张高波认为，“如果你策略就是炒细价股，那就炒好细价股，投资策略必须按着办，那么你的投资者也知道这个风险”。

作为资深的香港基金业大佬之一，张高波并不认为香港应当用行政手段加强对细价股的监管和限制，而应该明确规则，加强透明度，让市场去选择。他坦言：“事实上参与细价股的人不多，不算是‘大路上的’，也很难注册成基金。”不过他也指出，任何一个市场中，总是有一批人在做这种事，内地有“非常大的一群人”，香港市场也有许多老庄家，“两地炒细价股的人一定会合流的”。因为香港的地位是一个平台，只要规则清楚了，不应有太多的限制，否则会扼杀市场的活力。

张高波对平台的看法与创业孵化器颇为相似，对于东英自身来说，未来最主要的收入将是在于投资平台上的基金。“我会在背后，做一个大型的基金的基金（Fund of Funds，简称FOF），因为这些基金都在我的平台上，其实是同一个大账户里面的，转仓、赎回都可以说没有成本，甚至可以不用管理费，这样我这个FOF的收费就可以降低很多。”

　　尽管在香港一二级市场上浸淫多年，更曾协助大量内地机构、企业资金进行海外配置，张高波却并不像许多投资大佬一样，开口闭口新兴市场成熟市场风险收益周期策略，他对于中国海外投资的方向可谓简单清晰：中国人的海外投资，动力还是在中国。

当前中国企业持有的现金是历史上最多的，但可投资的标的却是最少的，张高波认为，所谓海外的机会主要应着眼“中国缺什么”。资产荒下企业去海外买资产，高估值市场中企业去海外买被低估资产，缺乏高端产品技术的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相关企业。对于二级市场投资者来说，海外投资的大策略就是“中国没有的，而中国又需要的”，例如海外某些中国紧缺的技术类公司的股票，“一旦企业与中国市场链接上，就会发生爆炸式的增长。”

中国L型经济并不悲观

　　L型的经济走势预期令内地正出现资金外流，但亲眼目睹了多次经济起伏的张高波却并不悲观。“实体经济上，传统行业前两年真的很难过，但慢慢地转型真的在发生，新经济的带动力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力量可能超出原来的想象”。

　　张高波认为，从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来看，出口取决于外需难以控制，投资并没有大幅下降，关键在于消费。“新经济带动消费的力量是很大的，物流等各种服务体系的增长非常大，带动的就业也很大，只是很多都统计不到”，他举例称，传统上来说经济下滑必然失业率大增，“但现在失业方面几乎看不到，招工还是那么难，这说明大家有地方赚钱！”

同时，B2B方面的技术进步正在大幅提升企业效率。张高波举例称，过去不少便利店效益很低，几乎难以生存，但是现在只需要一个B2B的APP，批发商和同一区域的便利店之间都联结起来，有了统一的物流，精准的大数据，“大家都知道什么好卖，货物品质迅速改善了，亲眼看着亏损的企业就开始赚钱了！”他指出，类似的改变还明显地发生在农药、建材、汽车配件等等领域，互联网正带动企业效率大幅提升，“这都是企业的竞争力，都是社会的活力。”

也因此，张高波对于“供给侧改革”感到相当乐观，“需求是创造出来的”。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效率改善了，产品素质提升了，过去极少见的如定制类的服务一下子蓬勃发展起来，“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真的很大”。

新浪财经对话张高波

　　问：作为金融业内地来港创业的先锋，张高波先生有什么创业的感受、心得可以分享给今天进入香港资管行业的新秀们？

张高波：我们东英在1992年底到1993年头成立（投资银行），当时top down（从上到下）的大方向就是中国需要把外面的钱弄进来，在这种大局下，中国引进外资的主渠道在香港，我们跟实业家、银行家接触很多。我感觉真正熟悉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多，尤其外资对中国情况不熟悉，大方向就觉得香港有条件崛起既熟悉内地，又熟悉国际的金融机构。

　我那时每天走访各个金融机构、大学，读了三个月书。那时候老外有钱、有投资者网络，但是却不熟悉中国，就像有一辆好车，却没有好司机。我们当时没有钱，但有的是我们熟悉中国的情况。当年第一批H股在香港上市，内地没有公司法，会计制度跟海外不一样，老外是一头雾水的，我们就参与进去了，我们了解内地企业，也有熟悉海外市场合作伙伴，我觉得我们可以既有好车，也有好司机。

　　一开始来上市的都是国企，他们并没有给股票（作为顾问、保荐费用）。到了2000年左右民企开始来上市，这些民企不愿意花现金买意见，但是愿意共享、给干股，这对我们刚好是一个机会。从那时开始我们的收入模型变了，从简单的收费到持有企业股票，渐渐关注企业股票走势，再到我们自己去投资。

这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开始丧失耐心，感觉赚钱没那么爽了，恰恰我们认为这个节点没有大风险偏乐观，惟一要提防的海外，但我觉得在三季度不会出现，如果真出黑天鹅会在四季度出现。比如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动荡、汇率/美国加息引起的金融动荡、中东伊斯兰等国际事件、南美等国家汇率崩溃等。

问：东英从投行一开始是进入直投，那是怎样进入二级市场，后来又开始做基金的平台的呢？

　　张高波：其实我们并没有特意的规划，做金融就是客户要走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客户会说，你们有经验，也帮我投资一下；有些投二级市场，也有投资非上市、上市前的（企业），渐渐就进入投资、资管业务。这个大方向是这样的，到了大概2004、2005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开始了，我们是跟中国投资者，当时主要是企业，一起投海外的。以前我们是把钱向中国引，后来中国有钱了，但开始缺资源、缺市场。

　　一开始，我们是在香港市场上寻找“中国机会”的标的来投资，后来发现这个业务有局限性。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中国的人来了香港，原本东英在熟悉中国这个程度上的超然地位逐渐弱化了。同时市场也开始细化了，我们一开始证监会只有两张牌照，现在有九种牌照了。在上市方面，H股刚开始上市时我们参与很多，但这个状况很难维持，中国的门打开了，对外交流越来越多了。

不过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机会来了，更多人进入香港金融业创业，参与者多了，对平台的需求就产生了。现在大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是外资主导的，金融危机后外资弱化很厉害，市场比重下降非常快。在市场参与者个数方面，最初只有十几二十家，现在是数以千计，大规模地增加。其中一部分是外资机构弱化后，拆分变成很多机构，还有不少内部出来的创业者，另一边是中资大量的来港，很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缺乏有效的平台服务。

　问：张总曾经说香港资管市场从业者过半来自内地，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样大规模来港的现象？主要的诱因有哪些？

　　张高波：我们可以看证监会的牌照发放数量，以前四五百家，现在资管界发了超过1200张牌照，新增的超过一半都是内地来的。中国经济实力冒起，香港和内地总有一天会融合，所以大家都很快跑过来。

　　香港金融市场位置很独特，我们一直看着资金在香港、内地来回跑，尤其过去的半年机会多了很多。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加快，香港这边配资业务机会多了很多，一些业务原来都在内地进行，人民币换成外汇再对外投资，但是今年上半年外管局加强了外汇管理，需求也都跑回来了。就像上市，国内突然封死，大家又跑回来了。香港独特的地方是和内地需求形成互补，所以做资管的人，经过几“轮”就都知道要做点影响力，最好两边都分散投资。就算内地做得好的时候也要在香港、海外分一点投资。

机会就是这样，一下在这边，一下在那边，比如去年人民币一贬值，大家就都跑过来香港。

问：现在舆论对于香港金融市场趋向越来越保守，也有一定批评声音，你怎样看这些声音？

　　张高波：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阿里巴巴因为不能同股同权，香港证监会就不接受他们来上市。但1992年那时，内地企业连公司法也没有，没有公司法的公司也能来上市。这些企业甚至不是投行选的，都是中国政府定的，也不见得都是好企业，也很多烂企业，但是就开了H股这个门。

那一代的香港高层，的确是更加愿意探索。他们接受内地的现实就是没有公司法，没有公司法那就制定一些必备条款，香港当年这样做其实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港交所承担了这个责任，这才让香港真的成为了国际市场。当时大家的开拓精神就是很强。

另外，我也看好供给侧改革，以前是有钱买不到东西，但需求是创造出来的，现在很多定制类的服务因为互联网而一下子发展起来，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都改变了。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强，市场很大，梯度很大，中国经济回旋余地真的很大。而且当你产品好了，也会改善出口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