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谷：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8-11-1 青野鸿蒙

李若谷是当代中国有国际影响和国际经验的金融家之一，他在金融系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和“外”打交道，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活跃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

2005年6月，他被国务院从中国人民银行“主外”的副行长，调任到政府全资拥有的国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担任董事长、行长，肩负起实现促进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光荣梦想。

学者型金融高官

　　李若谷1985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工作。1985年至1999年，他先后在外事局、国际金融组织司和国际司担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代司长；1999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2000年6月至2003年6月，先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和副行长。

　　李若谷是一名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的金融高官，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期间，他尤以善于“主外”而著称，长期往来斡旋于世界金融和经济舞台。1985年至1995年间，李若谷先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年会、临委会期间任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年会期间任临时副理事及各种会议的中方代表团团长。1995年至1999年间，李若谷先后任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亚行预算委员会主席、亚行检查委员会委员；2000年6月至2005年6月，他又出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副理事，非洲开发银行中国副理事，加勒比开发银行中国副理事，东南非开发银行中国副理事等职务。几十年的经验，让他谙熟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运作以及国际金融事务。

李若谷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金融高官，至今还坚持辅导硕士、博士。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也曾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生导师、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等。

李若谷1951年1月出生在东北。于1981年取得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然后出国，于198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

　　“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是他一生的信条，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具有一种强烈的进取心和使命感。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李若谷从初中一年级，13、14岁就已开始经历了繁重的体力劳动锻炼，之后又上山下乡，经受了那个年代年轻人所能受到的大多数艰苦磨练。“每周劳动一天，和煤厂工人一起送煤球到用户家里；和环卫工人一起掏粪；晚上跟着垃圾车扛垃圾；背着背包和762步枪全副武装的拉练，一走就是五公里，十公里；每年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下乡秋收；然后上山下乡，到工厂当工人”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考上大学才告一段落。

　　在动荡社会中过着艰苦的生活，在许多人看来无疑是耽误了学业，而且花一样的年华似乎也没有迸发出青春的活力；但对于李若谷来说，却是一笔难得的财富。这些艰苦增强了他的身体素质，也坚强了他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让他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使他真正成为祖国和人民的儿子。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以后工作中勇往直前，为党、为人民、为国家的利益奋力拼搏的精神基础。

2002年10月，时任央行行长助理的李若谷应邀出席了西南财经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大会安排他一定要做个发言。他引经据典，表达了对学子们的心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也是李若谷从走进校门，懂得人生开始就始终不谕的信条和追求。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国外，从职员到高官，李若谷一直都以高标准、严要求鼓励和约束自己。他认为，天地运转不息，人应永不放弃，不断努力去学习更多的知识，还要像天地一样有承载万物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参加工作至今，他一直都是12小时工作制，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别人说7—11，我是7—7。”他笑着说。令人叹服的是，如果有人想从20多年的工作记录中，找到他的迟到记录，简直是异想天开。哪怕在国外，人家规定9点上班，他也是7点就提前到达。

　　李若谷说：“人和人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是知识。知识多少的最重要区别是什么？是勤奋。如果多掌握300多本书的知识，那就可能比别人强一大块，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就要大一大块。”从青年时代开始，李若谷每天往往只睡四、五个小时，就开始投入学习和工作，现在依然如故。很多比他年轻的下属，听到要和他一起出差都十分紧张：年纪轻轻的总不能比老领导跑得还慢，但这却遗憾地是个事实。

　　工作中，李若谷向来雷厉风行、敢做敢为。他对工作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一旦认准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向目标前进，只要认定是有利国家和人民，他就会坚定不移。

他知道这样的个性很多时候不会讨人喜欢，也知道这甚至可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但他不准备，也不会去改变。所谓，历尽沧桑，痴心不改！

　建设国际经济合作银行

　　2005年6月，善于“主外”的李若谷被中国国务院任命为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他的金融生涯也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成立之初，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被规定为“为大型机电成套设备进出口提供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为中国银行的成套机电产品出口信贷办理贴息及出口信用担保，不办理商业银行业务”。

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战略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李若谷上任时，银行的主要职责已经变为“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外经贸政策、金融政策和外交政策，为扩大中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促进对外关系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范围中已经包括“办理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类贷款；办理本行贷款项下的国际国内结算业务和企业存款业务”这样的业务。

　但另一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在经营机制以及经营文化上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客观或主观原因而没有什么改变，一直都是“政策”的因素很多，“银行”的因素很少。从成立到李若谷上任时，连续10多年一直都在亏损，而且整个银行机关作风较浓，专业水平不强，服务意识不够，市场观念落后，拼搏进取的精神不足。

　　这种状态很明显与中国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必须得到改变。改变的重任首先落到新任的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身上。一直认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李若谷很有信心打赢这一仗，外界也给予他很高的期望。很多分析人士和媒体都认为，掌舵中国进出口银行，既需要具有广泛的国际同业交往，又需要熟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当时的国内金融界，李若谷是最为适合的人选。

　　对于这个新使命，李若谷曾经坦言，“需要努力把思维从宏观转变到微观”。但很快，他就用事实证明，世间事，大道相通，能做好央行的副行长，只要肯攀登，也一定能做好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

调研之后，李若谷认为，要把中国进出口银行做好，必须要来一场大改革。因此，头两个月里，他思考得最多的就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到底该如何重新“定位”？期间，他翻看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并多次主动找骨干人员交流，对一些重点问题还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会。当然最重要的是在领导班子中形成共识。经过几天的务虚讨论，在班子成员和大多数中层干部中基本形成了共识，就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定要进行改革。

　不久，新的定位及措施陆续推出。首先，他提出，“进出口银行”不能只做出口银行，也要做进口银行。其次，他提出必须要为“政策”的中国进出口银行，注入“市场”的基因，让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展成为既高标准履行国家政策，又能发挥银行功能按照现代商业银行去经营的，具有竞争力的国际经济合作银行。总结起来是两大目标，第一，要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出口银行”；第二，要发展成为有赢利能力的银行。

　　这两点都不简单，而且都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也有不少人对实现这样的目标持怀疑的态度，包括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内部。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的挑战有多么得大。多少年来，银行一直都是在亏损，难道来自央行的这位新行长，有本事让太阳从西边升起？

李若谷自己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优秀人才的流失非常大，留下来的也没有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很多中层干部的头脑僵化；银行管理上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不少业务连档案都没建立；银行职员机关作风严重。我原本以为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扭转局面，但到银行一看，很多年轻同志的热情都早已被耗尽，很多年轻人做事的精气神连我都不如，大家都麻木了，很多事，无动于衷。”李若谷回忆说，初上任时，他虽然猜想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中国进出口银行肯定会存在一些与市场经济不相一致的问题，但他还是没想到问题会有他真正深入了解以后所发现的那么大，那么多。

　一边是目标，是理想；一边是机遇，一边是困难，甚至是陷阱。上还是不上？李若谷需要作出选择。

　　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因为无人规定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定要按商业银行办，也无人要求中国进出口银行要改到什么程度。因此，他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去做这个“官”，至少可以少碰“马蜂窝”，以免惹火烧身。

　　把“变不可能为可能”当成口头禅的李若谷，不愿意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碌碌无为”、“问心有愧”地渡过。对公，他不愿辜负重托，对私，他不愿荒度时日。他一直认为，“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可能的人，不去做当然不可能的，只要去做，就有可能。”

　　因此，他不为那些怀疑和困难所左右，坚定地选择了实现理想的道路。不但启动了改革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大计，还当着银行干部群众的面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决心：“我就不信这个邪，最后让我们看效果，看中国进出口银行能否成为国际一流的银行。”并且讲下狠话：“我不怕微辞。”

　　理清方向，讲明道理之后，就是调整队伍，严明军纪。

人员方面，李若谷用“加长板凳”的办法，让所有人更加有位可为。“不称职，我不是撤了他，撤了马上就变成消极因素了，尽管按照我的脾气我更愿意撤，如果我做副手，我也许会这么做。做一把手，不能这么做，因为我要把所有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怎么调动呢，就是给他发挥作用的机会和位置。你不适于做这个，看你在另一个地方是否合适，请你继续发挥作用，如果还不行，再考虑其他的办法。”依靠这个办法，李若谷在未“杀”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让作风得到很大改观，让很多原来是对改革没有信心的人成为改革的支持者，甚至是先锋模范。“做到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为了加强约束机制，落实责任机制，李若谷上任的第一年查处了90多人次，“这个查处有难度，因为银行以前是没有什么规矩的，你查他的时候他就说，没人要求我们这么干。但我们还是坚决查处。我觉得这是作为银行工作人员的一个基本素质，不能不负责任地放贷。比如说做人不能偷盗，这是不需要告诉你的，不需要银行有规定就该做的。列宁讲过，无知不是根据。不能因为你不懂就变成你可以乱来的根据了。同时，我也在大会小会上讲，对国家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不能乱来。”这种力度和教育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历史上，前所未有，因此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

同时，中国进出口银行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机制进行了全面改革。银行请了咨询公司为其担任顾问制定了改革方案，经过六上六下的反复酝酿以及党委会的多次讨论后，他们作出了要建立前、中、后台合理管控模式的决定，而且请普华永道为银行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机制进行咨询，整个工程预计到2007年年底即可完成并投入运营。“总而言之，架构是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体制来建立的，风险控制概念也是按全面风险控制这样一个概念来设计的，目的是要让银行的管理、流程、业务等等都向现代银行体制靠拢，虽然说不能百分之百是好的，中国，全世界也不可能有一家百分之百好的银行，但我们会不断创新，改变，向这方面靠拢。”李若谷说。

业务上的改革和进展也捷报频传。2006年1月，李若谷上任不到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即签定了一笔总额逾120亿元人民币进口信贷框架协议。

　　改革大方向的同时，李若谷也注重改革小毛病。职员们反映银行食堂饭菜难吃，而且是老大难问题，李若谷亲自指挥，坚决改。现在，银行很多员工都不愿在家吃饭，愿意吃大食堂。大家反映上班时间太早，接小孩子什么的不方便，甚至还成为迟到的一个借口，多少年得不到根治。经过调研，行里决定将上班时间由原来的8点改到8点半，给出方便的同时，也给予严正声明：谁要再迟到，那一定要严格追究。很快就使迟到的问题有了很大的改进，因为面子里子都已经给到这个份，如果再迟到，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作为金融家的李若谷，具有一些军事家气质和思维。他从小就对军事有浓厚的兴趣。战略战术、战争武器、著名战役等等他都很是入迷。从《孙子兵法》到《论持久战》，从黄埔军校到西点军校，从卫星到潜艇，从阿富汗到伊拉克，都是他关注和研究的范围。在他的会议桌旁的陈列架上，摆放的就有一架军用飞机的模型。对于很多工作，他也是用打仗的办法来排兵布阵：“要求他们，第一要快，不能拖拖拉拉；第二，考虑问题要留一手，军事上讲要有预备队，攻战期间没有预备队，都拼光了最后怎么办呢？毛主席说，胜利是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没有预备队，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坚持做下去；第三，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想在商场上竞争，要善于出招，就是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出其不意。”

　在这样多方面的努力下，李若谷领导中国进出口银行脱胎换骨。2006年，全行不含新增政策性因素补贴前亏损比2005年减少11亿多元人民币。2007年刚过一半，同事们就已向李若谷报告了好消息：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正式告别13年多一直亏损的历史，而且全年业绩更加看好。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李若谷说。有了这个好的开始，中国进出口银行现在焕然一新，扭亏为赢了，大家腰杆更直，干劲更足，也更有信心了。

之后，中国进出口银行积极发挥在稳增长、调结构、支持外贸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截至2016年末，在国内设有29家营业性分支机构和香港代表处；在海外设有巴黎分行、东南非代表处、圣彼得堡代表处、西北非代表处。

截至2015年末，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贷款余额超过5200亿元人民币。有贷款余额的“一带一路”项目1000多个，分布于49个沿线国家，涵盖公路、铁路、港口、电力、通信等多个领域。

2015年2月，李若谷不再担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他成为了国际金融论坛（IFF）的常务理事长，退位之后的他依然随时关注着中国金融相关的最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