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
2021-03-14 青野龙吟
《科学》（英语：Science）是美国科学促进会（英语：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出版的一份学术期刊，为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
《科学》是发表最好的原始研究论文、以及综述和分析当前研究和科学政策的同行评议的期刊之一。该杂志于1880年由爱迪生投资1万美元创办，于1894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的官方刊物。全年共51期，为周刊，全球发行量超过150万份。
2018年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世界品牌500强》榜单，科学排名第383。
“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是AAAS也是《科学》杂志的宗旨。
发展历程
1880年，纽约新闻记者约翰•迈克尔斯（英语：John Michaels）创立了《科学》，这份期刊先后得到了托马斯•爱迪生以及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的资助。但由于从未拥有足够的用户而难以为继，《科学》于1882年3月停刊。一年后，昆虫学家Samuel Hubbard Scudder使其复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到了1894年，《科学》重新陷入财政危机，随后被以500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心理学家James McKeen Cattell。
1900年，Cattell与美国科学促进会秘书Leland Ossian Howard达成协议，《科学》成为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期刊。在20世纪早期，《科学》发表的重要文章包括托马斯•亨特•摩根的果蝇遗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引力透镜以及埃德温•哈勃的螺旋星系。1944年Cattell去世后，AAAS成为《科学》新主人。
顶级期刊，为什么你只认识Nature和Science？
中国科学家每当在Nature或Science上发表成果，不管研究多么难懂，都很容易在朋友圈里形成刷屏之势。甚至有一本非著名期刊，给自己起名叫Nature and Science，。世界上期刊千千万万，成为头部的为什么是Nature和Science？
你听说过哪些基础科学的学术期刊？一个来自中国的普通人，听说过的很可能只有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
中国科学家每当在Nature或Science上发表成果，不管研究多么难懂，都很容易在朋友圈里形成刷屏之势。这两本经典期刊在中国普罗大众心中的地位是如此高举，以至于产生了很多都市传说，比如在珠海市某区，发一篇Nature或者Science论文奖励一百万人民币。
甚至有一本非著名期刊，给自己起名叫Nature and Science，由旅美华人马宏宝主编，发表的论文以中国人的文章居多。
世界上期刊千千万万，成为头部的为什么是Nature和Science？
跨越百年的奠基之路
自古以来，基础学科在西方科学研究中的超然地位，都很少被动摇。在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的基础领域，学者的名字和重要的研究成果往往能够进入教科书、进入高考题，被普通公众所理解。
很多高考的必考考点就来自这两本期刊，比如1913年Science上的第一张细胞的清晰照片，1932年Nature上的中子、1953年Nature上的DNA结构、1997年Science上的克隆绵羊多莉，又比如2018年中国科学家发表在Nature上的新万有引力常数G。
Nature和Science的创刊时间非常接近，前者创刊于1869年的英国，后者创刊于1880年的美国。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或许我们可以说，时代需要它们。
Science的创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它的创始人是纽约记者约翰•麦克斯（John Michels），而实际上，它最初的经营者和赞助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发明家爱迪生。
爱迪生赞助了早期的Science大约一年光景。从1879年到1881年，正是他从发明灯泡到工业化生产的关键时期。虽然有汉默这样的天才工程师相助，电灯泡仍旧难产，公司的声誉也受到了影响。
就在1878年，爱迪生踏上了一次著名的旅程，到美国南部观测日食。这次观测本身弄得「一地鸡毛」——字面意义上。爱迪生带了自己发明的观测仪器，结果去得晚了，不得不将仪器安装在了鸡棚里，观测被鸡搅得一塌糊涂。
赫胥黎1869年给Nature写的发刊词中，三分之二都引用了歌德的诗歌「自然」。之后，赫胥黎写道：「自从歌德写出这些文字已经过去了40年，我们再次对歌德卓越的视野进行了回顾。但是，从他的比较解剖学，到他的最高的道路，一直不乏努力的身影，直到代表歌德的卓越概念现在成为科学的常识——我们拥有自己的卓越性。」
就是从这些先驱者那里，爱迪生获得了「创办美国的Nature」的想法，投资了Science。虽然他忙得没空亲自当编辑，但他还是深度参与编务，每周由主编直接汇报。
Science办得风生水起，却亏得一塌糊涂。1882年3月，随着爱迪生的撤资，Science停办了。买下它的人是著名的亚历山大•贝尔，电话的发明者。在贝尔的手中，Science短暂地成了美国的「科技频道」，以报道各类科学学会和会议动态著称。
由于两者一开始都是科普和科技新闻杂志，Nature和Science主刊都是周刊，学术期刊维持这样的短出版周期很不容易
但是到了1894年，这份科学新闻杂志又陷入了亏损。贝尔将Science卖给了心理学家、心理测试的先驱之一詹姆斯•卡特尔。
卡特尔为Science发现了一个蓝筹股：当时正走向兴盛的美国各类学术团体。
1900年，卡特尔把Science卖给了AAAS（美国科学促进会），作为会刊。这个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础科学学会组织，当时已经成立五十多年。不过，美国当时的科学学者又少又分散，以至于学会几次将要分崩离析。
对于AAAS而言，Science起到了凝聚剂的效果；对于Science而言，AAAS的成员提供了稳定的读者和供稿者群。这次买卖称得上是大厦之基。
正是企业家金主、现代学术共同体、学术会议和期刊的珠联璧合，让Nature和Science走向了辉煌。
Nature、Science与中国
创立以来，Nature和Science虽然经历了数次起伏，但它们都对中国的科学事业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早在清朝就有中国科学家在Nature上发表过文章。这个人叫徐寿，是一个落第秀才，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徐寿的文章《声学在中国》指出了丁达尔所犯的重要错误，然而这只是他成就的一小部分。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第一架蒸汽船都是由他所造。
就在1914年，一群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建了中国科学社，仿照Science创办了中国的《科学》杂志。1948年李约瑟在伦敦出版的Nature上，认为中国《科学》杂志可与英国的Nature、美国的Science媲美，「刊物亦同此相并，为科学期刊（Science）之ABC。」
到了1949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已经由最初的9人成长到3776人。这三千多人有当时中国科学界的顶梁柱，也有华罗庚这样的普通文员。熊庆来就是看了华罗庚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才发掘出这个奇才。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科学》杂志一度停办，文革结束后复刊。与此同时，Nature和Science乘上了时代的东风。
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50年代提出了「影响因子」的概念，并且身体力行，创立了SCI、JCR等学术圈耳熟能详的体系。像「大学排名」一样，加菲尔德提出了一套办法，用于给学术期刊排名。它的基本思路是，一个期刊的所有文章，平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影响因子也就越高。
中国科研领域对影响因子的重视达到什么程度？北大附近有家医生开的「柳叶刀烧烤店」，按论文的影响因子打折，1分影响因子减10元。如果你发了一篇文章在40影响因子左右的Nature或者Science，在店里消费了两百元，老板甚至可能倒贴你两百元福利。
Nature和Science都是发布重磅研究的平台，加上它们与加菲尔德的关系都很好，通过编辑策略和排名规则的微调，影响因子很快就跻身综合科学期刊的顶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鼓励科研的政策陆续出台，非常看重Nature和Science，以至于很多地方政府会有专门的论文奖励。
比如说，直到90年代初，深圳市全体单位在Nature、Science以及Cell等高质量期刊上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过，政府因此出台了巨额奖励政策。后来，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深圳，一年之内发了十余篇，以至于财政预算中的奖励金额都不够付。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发表论文奖励最高的国家（地区），以最高16万5千美元（100万元）的单篇奖励，十倍遥遥领先于亚军沙特阿拉伯和季军卡塔尔。
Nature有一个衡量各国学者发表在自家旗下期刊上的论文指数，叫做「Nature Index」。从2012年起，中国在这个榜单上就跃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中科院更是在2019年成为世界科研院所的第一。
虽然这种成就与决策层对期刊的偏好有关，如此重赏有噱头之嫌，但能登上这些期刊的研究必须达到一定水平。
同时，Nature和Science也是中国公众所认识的科学权威。不论是否看得懂，一项研究如果刊登在高质量期刊上，就容易成为「真科学」的代名词，帮助难以跑赢谣言的中国科普圈一臂之力。
若非时代作祟，中国的《科学》杂志本可以成为这样影响几代科学人的期刊，但它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既缺乏爱迪生那样的资金支持，又缺乏X俱乐部那样的智库支持。
基础科研从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一百多年前，西方勃兴的期刊、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学术共同体和现代学术体系；这个学术体系的建立又与早期的企业赞助、学术朋友会的支持，乃至普罗大众的科学受众市场密不可分。
中国直到很久以后才在科研上奋起直追，先是加入了这套体系，之后举全国之力，重赏能在其中登顶的研究。慢慢地，中国也在逐渐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当代中国需要开启像Nature和Science这样的，能影响一代甚至几代科学人的平台。
什么才是未来一百年的基础科研所需要的？或许，今天不出于商业利益，而是出于热忱的一些行动，能带来长久的影响。当期刊的风口已过，中国的学界和业界正尝试着搭建不同的平台——由科技企业主导的——比如腾讯科学WE大会、中国互联网大会、国际基因组学大会等。
国际级别的科技交流平台需要资金支持，也需要学术共同体的支持和认可，两者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强项。以腾讯科学WE大会为例。这个非商业性平台已经办了6届，今年是第7届，每一届会上都出现了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比如霍金，比如互联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
即将开幕的2019年WE大会预定出场的嘉宾，有目前癌症最强力疗法之一Car-T的创立者Carl June，有谢耳朵的偶像、弦理论最前沿的名家Brian Greene，还有Nature的首位女性总编辑Magdalena Skipper。
实际上，从2017年起，WE大会就与Nature合作举办。WE大会和Nature、Science有同样的宗旨：搭建一个由真正的顶尖科学家运营的科学和科普平台，用基础科学与前沿科学的重大突破沟通学界与公众，共同探讨改变世界的问题。
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已经进入了试验阶段，那电脑驾驶自行车呢？
自行车需要保持平衡，是一个模糊问题。一般来说，处理模糊问题是人脑的强项，机器却不太在行。不过，现在中国科学家用芯片给出了解法。
比如这个登上Nature封面的「天机芯」，由清华大学的施路平教授团队开发，是全球首款异构融合类脑芯片，也是中国团队在Nature上发表的首篇横跨人工智能和芯片两个领域的论文。它能完美地驾驶自行车，绕过操场上的障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