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镜堂：八旬建筑师遇上“云设计”

                                                              2020-7-11   青野丰隆

2020-07-11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何镜堂，1938年生于广东东莞，是获奖最多的中国建筑师之一，也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19年获评“最美奋斗者”。他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建筑设计师，设计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如今他根据疫情提出新的设计理念。

“好看的直线不一定要像尺子那样笔直，你细看，它有戏的。”不少建筑设计师常随身带着纸笔，一有灵感就拿出来画房屋结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师何镜堂就是如此。他两只手能平均使劲儿，右手把脑中构思描出来的同时，左手做笔记。82岁的他已经画了60多年的直线，设计出许多知名建筑。比如在广州山林间的白云山公园，置身其中仿佛“在花中走、云中游、山中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深圳科学馆、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等都展现时代特色。最近，何镜堂又站在了时代浪潮上，尝试“云设计”。

疫情也改变着建筑理念

在记者对何镜堂的视频采访中，他打开线上办公软件“瞩目”，将鼠标调成画笔，在共享屏幕上“画”了几条线，向记者介绍他设计的街道布局，“用这个（线上软件）能直接改图给学生看，告诉他们要修改哪里。”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几个月，给各产业带来复工难题的同时，也加速数字化转型，许多人开始“云办公”。在建筑界，用软件做设计并不稀奇，但要根据多方需求不断修改方案，原本主要是面对面沟通，疫情则让更多设计师走上“云设计”。

何镜堂记得，疫情暴发后，许多正在盖的楼房被迫停工，他不必前往工地查看进度，“疫情是暂时的，设计仍可继续，疫情也让我们发现，搞设计的也能进行线上沟通，不一定要集中到一个地方才能办公。前线的医务工作者很辛苦，我们虽不是医生，但把工程搞好也出了一份力。”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海南岛的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将进行改造，请何镜堂任总设计师。疫情期间，他不能去海南岛，但通过视频开会，解决了会址改造的难题。“视频、语音会议最大优点是能随时随地开会，而且一接通就能马上讨论，效率高。”如今，他手头上有二三十个工程，从去年9月至今签下的工程合同额度比往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其中大部分来自最近一个季度的新项目。

疫情也改变了建筑和空间的设计思路。疫情早期，一些楼房的管道排气系统不佳、导流差，病例排出的病毒经由排气扇传到其他户，导致病毒传播。这早有先例。何镜堂记得，非典期间，香港淘大花园内的卫生间排水口下防臭Ｕ形聚水器的水干涸，排气不佳，一名病例腹泻，粪便携带的病毒通过厕所的管道系统在大厦内传播，导致300多人感染。因此，这次疫情暴发后，何镜堂在设计房屋时特别注重通风系统，“设计高层建筑时要特别注意管道排污，还有通风排气，比如和空调师傅反复沟通，确保空调管道的设计能挡住室外病菌”。

此外，设计城市公共空间时也不能“摊大饼”。“摊大饼”是较为常见的空间设计思路，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不断扩张，可是一旦发生传染病、地震等突发事件，可能影响救援进度。“以后设计公共空间时，要适当留空，楼层间最好有绿地隔开，还要提前想好哪些建筑适合改建成像方舱医院这种临时救援点。”在何镜堂看来，重要的还在于理念。“‘地球村’注重人和各物种的关系。人类建造房屋、改造城市，不能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要尊重它们，否则它们可能会报复的。”

“当时觉得自己重生了”

记者采访何镜堂是在他刚过完82岁生日后不久。这几年，每逢生日，学生都会准备生日蛋糕为他庆生，今年赶上疫情，他就在家里和妻子过。何镜堂在60岁才过了人生第一个生日，当时的生日蛋糕是“深圳科学馆”。

何镜堂的哥哥是广州美术学院第一届本科生，家门口是东江支流，小镜堂常跟着哥哥到江边写生，画乏了就踩水流，时而溯流而上，时而奔跑而下，与自然为伴。那时起，他萌发了对美的认知。

在东莞中学念书时，何镜堂听老师说：“建筑师既要懂艺术，又要懂技术，所以是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他便报考了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何镜堂入学后，和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交流，“第一次知道了抽水马桶”，开始对现代都市生活感兴趣。何镜堂话不多，不爱出风头，为人低调老实，还好遇到了恩师夏昌世。

夏昌世毕业于德国蒂宾根大学艺术史研究院。当时，德国的建筑教育流行包豪斯学派，注重建筑的实用性，开创现代建筑设计教育体系。何镜堂常去夏昌世家画图，“夏老师叼着烟，偶尔过来瞧一眼，指导一下”。那时的建筑学教材有不少是国外的，全英文，到老师家要搭公交，他就将信纸裁成1厘米宽的纸条，写满英文单词，搭公交时就拿出来背。

夏昌世主持设计广西大学附属医院，让何镜堂设计门诊部。何镜堂常到医院观察人流路线，苦思“怎么通过布局防止不同科室交叉传染，又如何让焦急的病人和繁忙的医生快速穿行在不同房间”。他专门到北京查资料，在一家图书馆找到英文书《医院功能及设计研究》。那时没有复印机，借期只有3天，何镜堂就花了3天把整本抄下来，共16万个英文字母，工工整整，仿佛是打印出来的，抄本被何镜堂保存至今。后来，他的门诊部方案成了硕士论文《门诊部的候诊设计研究》。

刚毕业那会儿，何镜堂才27岁，意气风发，却几经辗转插队落户到湖北的偏远山区，之后又被调到北京建筑设计院。那几年，能看的书不多，他倒是花很多时间研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颇有收获。“时代越复杂，越要有直抵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就是要抓主要矛盾。每栋建筑的主要矛盾就是它要表达什么精神。”1983年，何镜堂终于得以践行这个心得。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大量基建项目重新开始，建筑界又活跃了。国家施行“研究生归队”的政策，何镜堂得以回母校华工工作。当时，深圳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准备盖些楼作为开会、招商、展览之用，比如位于市中心的深圳科学馆。科学馆举行设计竞赛，邀请华工建筑学院参加。校领导找到何镜堂，告诉他：“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要做一个外形突出且科技化的建筑，让人家一看就忘不了。”

接到任务时，45岁的何镜堂心想“机会来了！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马上思考模型，决定采用“母题重复”法。这是建筑学中常见的空间组织方法，就是用一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母题，用各种创意加以复制。他将“切西瓜”的动作放到建筑里，设计成八角形。八角平面可以灵活切割，内部空间大，而且各个角度都能吸收到光，采光很好。建筑外观的上中下均是八角形，很有现代感。模型做出来后的第二天，何镜堂就赶到深圳提交方案，当天下午便接到通知：中标了。

落成后的深圳科学馆包含500间会堂、200座学术报告厅等。“当时看着它，觉得自己重生了”。市民很快记住了它，称其“八角楼”。该馆和博物馆、体育馆等成为深圳八大重点文化项目，1989年获国家建设部优秀设计二等奖，后来还获评全国最优秀建筑创作大奖，带动了华工建筑学院的名气。请何镜堂设计建筑的人越来越多，他设计出许多经典建筑，于1999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还获得国家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在60岁的生日会上，学生给他准备了以深圳科学馆为模型的大蛋糕，重达25斤，几个人一起才抬到桌上。

如今，何镜堂在广州的工作室是几栋小平房，是他将80多年前的老院子改建而来的，房屋之间有小桥、流水，房间有落地窗，坐在里面能清晰地看到院子的行人和风景。何镜堂常和学生边吃边聊，正如40多年前，恩师夏昌世常带他到茶馆里边饮茶，边聊建筑。

“建筑是艺术，但又不像艺术品，一幅画要是画得不好，撕掉就完了。但房子是和住的人在一起的，盖好了就不能拆掉。你要尊重住在里边的人。”

何镜堂长期从事建筑设计、教学和研究工作，创立“两观三性”建筑论，坚持中国特色创作道路和产、学、研三结合发展模式，主持设计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作品。

他尤擅长文化、博览建筑和校园规划设计，主持设计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天津博物馆、映秀震中纪念地、钱学森纪念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和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等一批精品工程。

人物评价

何镜堂院士长期从事建筑及城市规划的教学与研究，提出了“两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哲理和创造思想，体现于大量的建筑创作作品中。（中国建筑学会评）

何院士“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建筑师中的一个，既完成了多样性建筑实践又通过理论分析来阐述实践， 其方式能真正地在与西方交流过程中产生共鸣”，他的“作品微妙而复杂，空间移动在限制与大胆之间穿梭，并没有刻板单一的设计模式”。（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斯科特•科恩、中国建筑学会评）

何镜堂主持完成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是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分水岭、开创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馆的设计恰恰是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很好转折点，是当代中国建筑的新语言”，“代表中国建筑的未来” 。（意大利著名建筑评论家卡萨帝（Cesare Maria Casat）、中国建筑学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