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群殴、绞刑，是《绿皮书》没说的故事

                                                                      2019-3-6 青野丰隆

1962年的美国发生了许多事，宇航局实现了首次载人环球飞行，白人歌手“猫王”演绎的黑人布鲁斯音乐成为热门单曲，青年人刚刚把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奉为公路圣经，不久之后，他们就将相聚在伍德斯托克歌唱“爱与和平”。

还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小事 —— 一名上流社会的黑人钢琴家谢利博士（Don Shirley），雇了一名底层意大利裔白人司机大嘴托尼（Tony Lip），从纽约出发，踏上了南方巡演的道路。

直到50多年后，这段历史才被托尼的儿子写成剧本，一举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按照剧本设定，一场跨种族、跨阶级的珍贵友谊就这么发生了。他俩需要共同应对的，是上世纪60年代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方。

这意味着，纵使高贵如谢利，也不能在自己演出的餐厅用餐，不能使用正常的厕所，不能在白人开的高级西装店试衣服，不能去受欢迎的酒吧喝酒，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的肤色。

然而，这一切如今看来如此“政治不正确”的经历，比起当年的现实只是冰山一角。

在《绿皮书》背后，是上世纪无数美国人的一部种族隔离血泪史。

在电影里，当谢利和托尼在南部行驶被警察拦截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但交警一脸“义正言辞”：

“这是一个日落城镇，”他说。

这个臭名昭著的名词意味着，非白人必须在日落前离开，否则可能会被警察逮捕，或者遭到愤怒民众的攻击。

对于现实中的谢利博士来说，这样的情节并不陌生。

1963年的一个周末傍晚，谢利带着他的乐队在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州演出。

据当地报纸报道，这次爵士乐和古典音乐融合的节目“非常精彩，令人兴奋，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但这位黑人钢琴家知道，他受到的欢迎只持续到日落之前。

因为在城镇入口，赫然写着一个邪恶的标志：“黑鬼，别让我们镇的落日照在你们身上。”

而电影并没有告诉我们的是，“日落城镇”的传统其实发源于美国北方。

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北方更开放，更少歧视黑人，而南部则更保守，更歧视，同时也是奴隶制的故乡。

原因其实很简单，并不是南部民众更仁慈，而仅仅是因为，天黑以后，许多美国南方人依然需要黑人仆人在家干活，就像当初奴隶制盛行时那样。

比起北方的“日落城镇”，南方的残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世纪的南北战争以后，虽然美国的奴隶制名义上被废除，但是在美国南部，“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黑人” 的观念从未消失，只是用另一种形式被写入了法律，并有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 ——《吉姆克劳法》。

《吉姆克劳法》的口号是“隔离但平等”，最基本的做法是，把一切公共设施都根据种族隔离。

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南部州，一口气就规定了黑人和白人吃饭、坐车、上学、住院、娱乐、上厕所、买东西，统统都不能在一个区域。

在任何台球室里，黑人只要跟白人一起打台球，都会一不小心就被扔进监狱。

除了这些最基本的隔离，南方各州都发挥想象力，让《吉姆克劳法》变得无孔不入，包括但不限于：

有色人种的理发师不能为白种女人理发；

啤酒商人和葡萄酒商人不能同时把酒卖给黑人和白人；

在任何精神病院，黑人和白人病人都不能混在一个病房。

有色人种墓地不能和白人墓地离得太近。

总之，从出生到死亡，一刻也不能打破种族的藩篱。

就连宣传平等观念也被视为是“大逆不道”，比如密西西比州就明文规定：

所有印刷、出版或流通或公然展示有关支持社会平等或跨种族婚姻的资讯、论据或建议是有罪的，应被处以不少于500美元罚款或不少于6个月的刑期或两者一起。

在“人人生而平等”被写入宪法的美国，为什么这些歧视性法条，在当时能公然通过州议会表决，成为正式法律呢？

因为表面上，《吉姆克劳法》依然宣称自己“虽然隔离但是平等”，没有违背宪法精神。

那么所谓的“平等”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一是在公共资源上，既设立白人专用设施，也设立黑人专用设施。二是在某些定罪上，白人打破隔离同样犯法。

但实际上，“隔离但平等”当然只是一纸空谈。越是高级的资源，越是缺乏相对应的黑人设施，即便存在，条件也远不如白人的优越。

其中最为致命的，是医疗种族主义。

1931年，一位有非洲血统的美国老人出了车祸。由于肤色较浅，他被所有人都错认成了白人，并被立马送入了亚特兰大医院的豪华大楼。

可是当肤色较深的家人前来找他，医院员工迅速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于是像处理垃圾一样，将病人从检查台硬生生地拖到了破旧的黑人病房。

那里也变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吉姆克劳法统治下，种族融合成为了最令主流白人恐惧的东西。

1906年4月的一个夜晚，密苏里州的两名非洲裔美国男子，因性侵指控被警方收押。

尽管两人都有雇主提供的不在场证明，但愤怒的白人暴徒强行闯进男子的牢房，把两名尚未定罪的嫌疑犯拖到城镇广场，在数千人面前实施了绞刑，并烧毁了尸体。

最令人惊恐的是普通人接受私刑的程度。整个场面仿佛是一场节日庆典，许多家庭聚集在一起，母亲和父亲，甚至带着他们最小的孩子。

结束时，行刑者还将两名无辜青年的身体部位作为纪念品，分发给人群。

不幸的是，这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并非孤例。

根据2015年的《美国私刑情况报告》，1877年至1950年期间，约有4075名非裔美国人在12个南部州被私刑处死。

电影里，当司机托尼收到雇主给的《绿皮书》，他对这本小册子闻所未闻。

这也是自然，因为对白人来说，那正是公路旅行的黄金时代，几乎不需要任何准备，就能在象征着自由与开放的“66号公路”完成梦幻之旅。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本小小的册子却是黑人旅行者必备的“保命指南”。

因为所谓的自由与开放，都是只针对白人。光是“66号公路”沿线的89个县中，就有44个“日落城镇”，几乎每公里都是一个雷区。

在黑人生存危机四伏的情况下，《绿皮书》的诞生几乎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

1930年代，越来越多的黑人驾驶员开始在美国开车长途旅行。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有车一族”虽然能逃离公共交通的歧视，可是一旦来到陌生城镇，找一间“Black Only”的厕所，都是一个概率捉摸不定的难题。

为了避免被羞辱，黑人旅行者往往只能靠自己。

他们会把汽车的行李箱塞满了食物、毯子、饮用水，进阶一点的还有便携式厕所、洗澡桶和备用汽油，以防白人加油站拒绝服务。

这种情况延续到1936年，纽约的邮政工人维克多•格林（Victor Green）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在那个没有外卖小哥的时代，邮递员是最知道哪家有素质、哪家不歧视黑人的人群。

于是，他根据自己和邮局黑人同事们的经历，出版了第一本《黑人驾驶员绿皮书》。

这本《绿皮书》只有短短15页，包含了大纽约地区欢迎黑人的各类生活设施。由于旅店十分有限，还列出了欢迎黑人借宿的私人住宅，相当于上世纪的Airbnb。

这本指南一经发行，就迅速成为黑人旅行者的必需品。

第一批用上绿皮书的用户很快寄来了更多的信息，推荐自己地区的旅店或者自家开的餐厅。这些用户推荐的信息，经过《绿皮书》工作人员确认后，又被不断加入书中。

从1936年的初版起，《绿皮书》每年更新一个版本，范围迅速从大纽约地区，扩展到全美和其他国际旅行地，等到1966年的最后一个版本，已经扩展到99页。

《绿皮书》的创始人格林希望，如果更多先富起来的黑人精英开车上路，也许白人企业主就会发现黑人的巨大消费潜力，进而转变对黑人群体的看法。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有车的黑人”带来了新的问题。

1948年，社会学家查尔斯•约翰逊发现，白人司机如果发现黑人开的车比自己好，有时会故意损坏它们，好让黑人司机回到“他们的位置”。

同时，白人们为了给“黑人开了好车”这件事一个解释，还发明了一种刻板印象，怪政府社会福利太高，才让“颓废的黑人单身母亲”开上了凯迪拉克。

他们宁愿相信可疑的“福利说”，也不愿意相信，一部分黑人已经不再贫穷。

为了应对这种刻板印象，一些黑人只得放弃了豪车，故意开一辆旧车，以防止被人找茬。

还有一个常用招数是假装司机。如果全家度假期间被警察拦截，有经验的黑人父亲可能会一秒入戏，称自己是为某个白人工作的司机，正在送雇主的女仆一家回家（自己的妻子孩子），同时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司机帽。

不过，蒙混过关的前提依然是没有驶入“日落城镇”。

艺术家Paula Wynter仍然记得躲警察的童年阴影。1950年代的一个夜晚，全家在美国南部的北卡莱罗纳州赶路时，一个地方治安警察经过他们后，突然急转弯回来追赶。

她爸爸情急之下把车开到树丛里，熄了车灯，全家就这么一直在车里坐到了日出，看着警察的车灯在不远处来来回回扫过。

美国人甚至给这种歧视性执法发明了专有名词 ——?“黑驾”（driving while black），这个词与酒驾（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相对应，意味着只要是黑人开车，就容易被警方找茬，这一点直到90年代也依然是如此。

等到电影主人公唐•谢利和托尼•利普在1962年踏上南部巡演的旅程，《绿皮书》已经出版了24年。

在此期间，黑人对《吉姆克劳法》的反抗从未间断。

突破首先是在教育领域发生的。

开端只是一件小事。1950年开学季，7岁的黑人小女孩琳达•布朗要上小学三年级了。她家附近就有一所白人小学，但是因为种族隔离，她每天都要走过21条街，去很远的学校。

这一年，琳达的爸爸太心疼女儿，于是到白人学校请求入学，却被教育局以种族隔离为理由拒绝了。

于是，琳达的爸爸终于忍无可忍，联合多名家长提起集体诉讼，要求学校废除种族隔离。

他们求助的律师，是最杰出的黑人民权律师，后来成为了美国首位非洲裔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瑟古德•马歇尔。

为了论证“隔离不可能带来平等”，他们提供了心理学家对儿童的大量测试结果。比如一项研究，测试了黑人儿童面对不同种族样貌的娃娃会如何选择。结果显示，黑人儿童没有选择和自己更像的黑人娃娃，反而毫不犹豫地选了白人娃娃。这些孩子从小就已经相信，“白色才是更好的颜色”。

到了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为改变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终于就案件作出了历史性判决：公立学校实行的种族隔离教育是不平等的，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

1957年，在南部的阿肯色州小石城，地方法院根据“布朗案”的结果宣布，该市的中学应接纳9名黑人孩子入学。

结果一经公布，就遭到了“白人至上者”的激烈反弹。

当记者采访一个13岁白人女孩对抵制的看法，她说：“如果上帝想让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学，就不会创造出白人和黑人了。”

骚乱终于惊动了中央。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部队，端着步枪护送黑人学生，才终于让他们跨过了普通人铸就的种族界限。

除了教育领域的进步，其他领域的抗议也在同时发生。

50年代，蒙哥马利的一位黑人妇女因为拒绝为白人让座而被捕。

为了声援她，初露头角的马丁•路德•金领导了全城5万黑人参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认为，真正的抵抗，是用爱的力量勇敢地面对邪恶，因为暴力只会让仇恨更加猖獗，而有尊严地不合作，却会让反对派对自己的阴暗无地自容。

罢乘公共汽车一年后，汽车公司终于迫于压力取消了隔离。

同样是在他的号召下，60年代，四名黑人学生在白人咖啡店遭到拒绝后，决定在店里静坐直到关门。

第二天，他们又来静坐了，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其他校园的20多名黑人学生。

第三天，人数超过了60个，甚至有白人也加入了。

很快，运动蔓延到其他南方城市，大规模抵制活动使这家连锁咖啡店销售额减少了三分之一，迫使经理宣布从此放弃种族隔离政策。

再往后，这种无声的抗议方式席卷了全国。在剧院、游乐场、图书馆，都能见到黑人日复一日占座的身影。

实际上，《绿皮书》的努力也从未停止。历史学家认为，那上面列出的每个黑人经营的企业，都代表了黑人经济的崛起。而其中一部分收入，最终被用作了政治平等运动。

黑人企业家用他们攒的钱，从监狱里保释出参加民权运动的抗议者，为“非暴力不合作”的组织提供运行资金，还赞助了人们去参加大型抗议的交通费。

尽管绿皮书从未具有明确的政治性，但它的确见证了黑人自由斗争的经济基础。

《绿皮书》的创始人格林于1960年去世。那一年，民权运动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时代正在迅速变化。

在《绿皮书》诞生之初，整个美国只有44%的人，反对在交通工具实行种族隔离，而到1963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78%。

同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馆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就在一年后，美国通过《民权法案》，标志着种族隔离政策逐渐走到终点。

在此之后，《绿皮书》终于完成了自己光荣的使命，从历史舞台谢幕。

一切都如同格林在《绿皮书》1949年版前言中，所盼望的那一天：

“在不久将来的某一天，这本指南将不再需要出版。那时候，我们这个种族将在美国享有平等权利。对我们来说，暂停出版的那天将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而不会感到尴尬。“

推荐电影：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

《绿皮书》是由彼得•法拉利执导，维果•莫特森、马赫沙拉•阿里主演的剧情片，于2018年9月11日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2019年3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了意裔美国人保镖托尼，他被聘用为世界上优秀的爵士钢琴家唐开车。钢琴家将从纽约开始举办巡回演奏，俩人之间一段跨越种族、阶级的友谊的故事。

影片评价

该片有责任去提醒观众，关于美国这个国家的种族关系问题。影片真正想传达的信息，则是如何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维果•莫特森将口音模仿得非常像纽约那种拉长调子的说话方式，并且有种很好的时机感。在这两个像正反两极的角色渐渐开始尊重彼此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笑料掺杂其中。《绿皮书》成功刻画了有色人种所面对的那些困境，这不仅会发生在南部腹地，也会出现在像纽约市这种地方。维果•莫特森的撇嘴微笑似乎很适合这个角色。这让人无法不去喜欢这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