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2017-12-29 青野华本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著名智库之一，是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入，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并不为过。
它的前身是1916年创建的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其使命是成为“第一个致力于在全国层面上分析公共政策问题的组织”。该组织的创建者慈善家罗伯特·S·布鲁金斯（Robert S. Brookings）还曾资助成立了其他两个组织—经济研究所和圣路易斯市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这三个机构于1927年12月8日合并成为布鲁金斯学会。与其他主要智库相比，布鲁金斯学会带有更多的学术特征，多年来一直名列美国最有影响的智库之首，其影响力位于全球和美国之首。
早在1966年，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曾这样评价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的工作人员通过分析、潜心研究、客观写作以及丰富的想象来质疑现行的工作方式而进行工作，然后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50年来不断的为政府出谋划策，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研究机构……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以至于如果它不存在，我们将不得不找人把它创造出来。”在其赞扬声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布鲁金斯学会具有当大影响力的秘诀。
一、 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成为“旋转门”机制的最佳代言
“旋转门”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非常常见，尤其在美国特别盛行。所谓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是指政治人才就好像一扇“旋转门”，实现着身份的多重变换，源在诸如行政、立法等公共部门与思想库、工商界等私营部门之间的频繁跳动现象。“旋转门”机制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其主体为人，专家、学者、官员及其他人才在行政、立法等公共部门与思想库、工商界等私营部门之间流动。第二，这种流动是双向的，一种是从私营部门流动到公共部门，另一种流动则相反，由公共部门流动到私营部门。得益于“旋转门”机制，布鲁金斯学会对历届政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举两个很明显的例子：现任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便是从政府官员转过来的，他曾担任过克林顿时期的常务副国务卿；学会2001—2005年的副主席詹姆士·斯坦博格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曾先后担任过老布什时期的国务院特别顾问，克林顿时期的副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当然，布鲁金斯学会这个与政府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传统老牌智库一直以来都不缺少在历届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学者。
同样，奥巴马政府中也充斥了大量来自知名思想库的学术精英，其中包括了以菲利普·戈登和苏珊·赖斯为代表的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学者。到目前为止，布鲁金斯学会加入奥巴马政府的有32人之多，其中15位研究员担任政府大使以上级别的要职。这种多元化的研究人员构成，保证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通过与政府的接触使学会能够更加了解政府的需要和不足，使得学会的研究更有实际意义和针对性，也保证了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二、 恪守无党派的中立立场
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功与它成立的时机密不可分。上世纪初，一直秉持孤立主义的美国在一战时做出了登上世界舞台的第一次尝试，自由、理想主义也在威尔逊总统的倡导下崭露头角。然而，布鲁金斯学会能够长期稳坐美国头号智库交椅，应当归功于其中立的定位和宽容的立场。正如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所说：“布鲁金斯所有事业的基础，是对准确、公正地对待问题，和表达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这两个理念的笃信。”
布鲁金斯学会一直恪守无党派的中立立场，这就免于使学会沦为某个党派的代言人，造就了学会的研究成果公正性和客观性。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鲁伯格（Michael Bloomberg）曾在2007年说道：“正是因为布鲁金斯学会能够超越政党局限，它才在华府赢得特殊级别的尊重，而在华盛顿这个建立在政党博弈的舞台上，要保持这种无党派性并非易事。”
虽然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有着更加亲密的关系，但从总体来说它仍是一个恪守中立、无党派、包容并蓄的智库，它相对中立的态度得到了两党的尊重和信任，吸纳了不同政党、不同信仰的人才，也使学会的研究成果更加客观和公正。这种难能可贵的特质对于学会的发展，对于学会良好信誉的确立至关重要。
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高素质的研究团队
对于一个智库来说，没有什么比实力更重要的。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有深厚研究功底，秉承大气、谨慎作风，与时俱进的老牌智库一直以来对于学会的研究能力相当重视。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质量评估和控制机制。
学会吸引和聘请了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专业人士从事研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受人尊重，有的则誉满全球。目前，学会总人数近300人，包括专家和行政人员两类。学会共有专家200多名，从事近85个项目，其中高级研究员95人。而这些专家来自各行各业，不仅包括驻会专家也包括非驻会专家和访问专家。这些专家都有极强的学术背景，观点和文章在学术界都非常有影响力，使学会享有“没有学生的大学”之美誉。还有不少学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被称为“学术实践者”。这些专家的研究能力和国际声望保证了学会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权威性和持续性。
学会一直都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伯特也一直强调要吸收有不同背景的学者，保持和加强同其他智库及组织的联系和交流并发掘杰出的个人。另外，学会无党派、中立的立场也为吸纳不同派别、信仰、背景的人才创造条件。
学会一直以来在研究上硕果累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也得益于其相对成熟的质量评估和控制制度和体系。学会中的利益冲突和评审委员会就是执行这一机制的重要机构，学会允许其研究员外出工作。为了避免研究人员因外部讲学、研究或者担任管理职位与其在学会内部从事研究工作产生冲突，学会要求每个研究人员在年终报告里披露自己的外部活动。一般来说，年收入5000美元或者持有某组织5%以上股份就可认定为外部利益重大，具备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但也不排除更小金额的利益就可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外部活动披露申明是保密的，只有必须知道的人才能知道。布鲁金斯学会还为此建立了一个评审委员会，由主席、各研究项目负责人、主管财务的副主席等管理人员组成。如果研究人员的直接主管不能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那么评审委员会就会干预进去。这一机制确保了研究人员不被过多的外部利益所牵制，保证对自己的研究项目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能直接有效保障研究成果的质量。
另外，学会严厉打击抄袭等学术不良行为。布鲁金斯学会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学会主席检举任何专家的学术不良行为，随后主席决定是否开展调查。调查将在30天内完成，由主席本人或由其指定一个委员会进行初步调查；被检举的专家在调查过程中有权查阅检举报告并抗辩。如果学术不良行为不成立，那么这个结果会立即告知检举人；如果成立，那么主席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也会及时告知检举人。布鲁金斯学会保证任何检举人免受打击报复。
学会也非常重视与各个领域专家、学者、智库、组织、政府官员等的联系与交流。“关起门来”搞研究是不行的，要完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仅仅凭自己单干既费力又不现实。为此，学会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大约100多次研讨会，讨论它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加强了与各界、各领域专家、学者的联系，也了解了它们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为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多元化程度扩展创造了条件。学会还由理事会主席主持召开每月一次的形势研究会，经常邀请政府首脑来参加，共同探讨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和相关的问题，加强学会研究的针对性、前瞻性以及权威性。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入，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并不为过。客观地讲，布鲁金斯学会今天的价值和规模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如多样化的政治参与，和对独立思想的包容与尊重。布鲁金斯学会，以及美国其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美国政党和政府的重要造血机制，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活力提供养分。布鲁金斯的经验虽然很难在中国完全得以照搬和复制，但十分值得关注中国未来的知识精英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