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智库们
2018-1-23 青野华本
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中国“智库热”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决策透明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力需要更多智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没有“智库”或“思想库”
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国决策者有重视智者和谋士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智库”或者“思想库”特点的组织团体、制度安排也不断涌现。此前，有学者对中国智库的历史渊源进行了初步阐述，本文更为系统地对中国历史上传统智囊进行考察，剖析传统智库制度演变，最后得出了对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启示。
智囊，亦称为“谋士”“智士”“策士”“计臣”“门客”“幕僚”“幕友”“师爷”“权变之士”等，特指富有谋略、专门出谋划策的人。智囊一词在古籍中早有记载，例如，战国时秦国的樗里子、西汉时的晁错、三国时期曹魏的桓范均被当世或后人称为“智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言：“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引用的干宝《晋书》也有“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的记载。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这些著述都说明了智囊的内在含义和特点，即“以智辅政、以智启民”。
在中国历朝历代，贤明的帝王身边总是站着名扬后世的智囊谋士，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革之时，统治者们更加重视发挥智囊的作用。这些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贤才，活跃在社会变革、军事斗争乃至政权更迭之中，为维护帝国统治、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曾如此评价：“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得士则昌，失士则亡”(《孔丛子·居卫》）。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优秀智囊的此起彼伏、代际相传，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抵御外敌人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数次高度评价智囊：“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列传》）。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和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作为决策者‘外脑’的智囊集团以不可阻遏的势头，日益发展和兴盛起来”，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君主选择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智囊也是有标准的。《曾子》有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师者，“学无前后，达者为师”，意指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友者，物以类聚，能力相当；徒者，从师学艺，能力弱于师。统治者们往往选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强的智囊。例如，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特殊的“智囊”，他们几乎很少依附于或从属于任何组织机构，而是以个人形式，或坚持“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宗旨，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墨子等人，他们以宣传自身的政治社会理想或主张为目的，想让决策者依据自己的理念进行决策；或秉承“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刘向《战国策·秦策一》）的信念，“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文心雕龙》），参与或者影响决策者的重大决策。最知名的莫过于各个时代的纵横家，比如，战国的苏秦、张仪、公孙衍、鲁仲连，秦汉之交的蒯通，清末民初的王阊运、杨度。据《孟子·滕文公》的记载，孟子的弟子景春就曾感叹：“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除了古代君王决策者广泛招募智囊人物组建智囊集团外，许多担负重大任务的政府要员也试图组建幕僚团。清人黄潜有言：“古人凡当一方面者，无不妙选幕僚，其作用有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人，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丰其俸养，勿使去而为患。即论历代开府用人，其意义何莫非如是。”（《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治世兴邦之际，智囊辅佐主官提供参谋咨询，弥补了主官治理经验和个人才干的不足；在乱世危难之时，智囊发挥出谋划策、匡时济世的作用，成为危难之后治理国家的官员重要来源。典型例子如战国“四公子”的门客和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幕府。
中国古代智囊凭借自身才干，在群雄争霸、政权更迭、稳定时局、变法改革之时，为少数统治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出谋划策，以实现治国安邦、强兵富民的目的。然而，传统智囊有其时代局限性，要依附于帝王或延请自己的朝廷要员。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士大夫都有着“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观念，这也导致古代智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具有较少的独立性。同时，汇聚在统治者周围的智囊，往往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智囊团，只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推理提供建议，而且影响决策的能力也受到专制制度、决策者素质、个人素质以及与决策者关系的制约。此外，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较为局限，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军事领域。
伟大的人物创造非凡的业绩，但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总是汇聚着最杰出的头脑和帮手。杰出的演员在银幕上的风采背后，一定有着高超的导演谋划全局。在古代，这些幕后的高手，是谋士、幕僚、门客等等，不一而足。
所谓智者经邦，古代的幕僚，在乱世中往往成为各方诸侯争夺天下的倚重，而在承平时代，又是皇帝和各级官僚治理政务的主要帮手。
他们或单枪匹马，或相互依靠，形成历史上帝王将相的智囊团，类似于现在的智库。以谋略和思想为道具，演绎着一出出精彩的历史大剧。
战国四大外交型“智库”
三代以后，中原渐有了养士之风，“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得士则昌，失士则亡”。诸侯贵族纷纷招收各类有独门技能的门客，他们横跨黑白两道，个个身怀绝技，甚至那些不登大雅之堂，只会雕虫小技之辈，也会被收入账下。
到了战国时期达到高峰。代表就是战国“四君子”——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各自手下都有食客三千，人才济济。
赵国长平大败于秦军，国家危如累卵之时，平原君急忙出使楚国求援，希望从自己的智库中找20个精干人士组成特别出使团，找来找去只有十九人还算合格。正在此时，原本默默无闻的毛遂主动举手要求加入，平原君勉强答应，总算够了人数。
毛遂的高光时刻恰恰就在此次出访中，在与楚国春申君的谈判上，双方僵持不下。这个时候，毛遂挺身而出，慷慨演说，向楚国人陈述利弊，扭转了赵国在谈判中的不利地位。
平原君赞颂道：“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当然，像齐国孟尝君依靠鸡鸣狗盗之辈逃脱秦国，信陵君依靠侯嬴，上演窃符救赵的好戏，都是各自长期豢养的人才在外交上的应用之举。
这时候的“智库”最大的特点是人才国际化，由于各国争霸，人才流动也是非常开放。哪有贤君明主，人才就会往哪跑。一旦干得不爽，也可以说走就走，另谋高就。
大家双向选择，自由跳槽，选材不拘一格，不高谈阔论，看实际效果，这是属于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王朝四大创业型“智库”
历代开国之君身边都不乏能人奇才，为各自主公出谋划策，逐鹿中原，最典型的是四大创业型智库：刘邦智库，曹操智库，李世民智库和朱元璋智库。
刘邦乃平民无赖出身，自身无甚大志，但时运加身，顺势捕捉到时代风口。依靠“初汉三杰”为首的强大的智囊团队，打败项羽，登顶帝位，成就四百年大业。
刘邦在论功封赏时候，倒也有自知之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治国安民，理财筹粮，不如萧何；行军打仗，克敌制胜，不如韩信。
除了萧何是刘邦的老乡，一开始就跟着刘邦干。剩下两位，都是在创业途中争取到的能人，还有更多如韩信、张良一样的智库人才，全都集聚沛公旗下，正显示出无赖刘邦的用人智慧和容人雅量。
四百年后，又一个创业家曹操也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智库。起初，曹操依靠同族和同乡力量起家。之后伴随曹操的实力壮大，他的身边也汇集了当时的一代人杰，比如核心谋士就有荀攸、贾诩、郭嘉、程昱、刘晔、司马懿等，成为那个时候最为庞大优秀的智囊团。
曹操用人，才胜于德，更胜于血统门第这些先天因素，这种实用主义导向的用人观，明显高过当时看重门第出身的普遍观念，对出身不高又有一技之长的普通书生，别具吸引力。
曹操以一个低级小官僚出身，能够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时代，以弱胜强，一一战胜，统一北方，他的“唯才是举”的用人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依靠这个智库，曹操事实上终结了刘邦开创的汉家天下。
又过四百年乱世，出了一个新的乱世英雄李世民。李世民本身即是关陇集团出身的贵族，在长年征战中，也依靠关陇集团的人才力量，最终夺得天下，巩固了隋朝开始的二次统一局面，彻底终结了曹操后长达四百多年的纷争割据。
与此同时，在他身边，形成了文武兼备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在这个著名的建国智库中，人才真是灿若繁星。如文人中房谋杜断已经成为美谈，而武将李靖、尉迟敬德更是后世最受欢迎门神组合。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核心领导的李世民，不仅在创业期间任人唯贤，在太平时期更是能够从谏如流，充分发挥出人才集群的思想价值。“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太宗皇帝对智库的认识很到位，使用起来更是从容。
七百年后，幼年放牛，成年出家，职业履历很丰富的创业家朱元璋登场亮相。他的发迹史可以说是刘邦的一个复制版。特别是在开创大明江山的过程中，朱元璋也和刘邦一样，认识到自身能力水平的不足，积极吸引那些能人武将的加入，逐渐构建自己的智库人才。
这其中，领军人物便是“明初三杰”徐达、李善长和刘伯温的铁三角组合，其具备的能力和发挥的作用，堪比“汉初三杰”韩信、萧何和张良。朱元璋自己也将刘邦和他的团队视作楷模，加以学习模仿，最终比肩偶像。
只不过刘邦发迹前好歹温饱不愁，还做过乡干部，也算有身份的人。而朱元璋出身实在贫贱，自小父母双亡，野蛮生长，备受歧视，残酷的成长经历，使得自身少了刘邦那种豁达不羁的性格，更为多疑和残暴。这也导致他的智库生命周期很短暂，只在创业过程烟花绚烂一番，而在后期的治国中被老朱亲手消灭。
晚清四大管理型“智库”
明清已降，官僚体制愈发严密，官员全部是八股取士，自身治理能力欠缺，而国家公务员编制过少，那些有才能而非进士出身的人，只好依附于官员身边，成为非正式编制的幕僚，用来辅佐施政。清代幕府规模更大，内部规制也越来越正规化，幕僚制与正官制分离，实现了幕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太平天国之乱，八旗兵完全不堪使用，眼看江山不保，只好痛下决心，改变祖制，允许汉人私立武装平叛，于是就有了我们知道的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集团。当平乱过后，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汉人官僚地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甚至成为一方诸侯，经略军务民政。
当时的思想市场，颇有一些春秋战国的遗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旧有的思想理论越来越松动，舶来的名词术语应接不暇，各类幕僚纷纷登场，兜售自己的主张和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