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端智库•中央党校
2019-9-14 青野华本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并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执行。提出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的高端智库，并提出八个标准。
中国智库建设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跟不上、不适应。为此，《意见》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是一种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中国智库建设的目标是: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
首批入选的机构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共10家。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
第二类是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的专业性智库，共12家。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
第三类是依托大型国有企业，只有1家，为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第四类是基础较好的社会智库，共2家，分别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名单中的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是党中央直属的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创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5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为中央党校。1937年迁入延安，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亲任中央党校校长。1947年，中央党校撤离延安。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兼任院长。北平解放后，马列学院即迁往北平。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1966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1977年复校，定为现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中共中央党校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发挥了重大作用。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职责整合，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作为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2019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将对中央党校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主要职责
承担全国高中级领导干部和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开展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承担党中央决策咨询服务，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对全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进行业务指导等。被誉为“中共重要理论创新研究基地”。
历史沿革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13日创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省瑞金市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1935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中央党校，1937年迁入延安。
1942年后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1947年，中央党校撤离延安。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兼任院长。
北平解放后，马列学院即迁往北平。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 党校。
1966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
1977年复校，定为现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中央党校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起了重大作用。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职责整合，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作为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
专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以大历史观为钥，方能恰如其分评价70周年
VIA：中国新闻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围绕如何看待70年发展历程、辩证认识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如何更好地与世界相处等问题，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近日接受了中新社记者专访。他指出，跳出70年这一具体时间框架，运用大历史观来分析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方能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从两个“放”入手，观察70年历程
李君如认为，70年来，新中国经历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在徘徊中前进和推进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阶段。“这其中既有伟大的变革，也出现过很大失误，如果仅就70年的时间范围来观察70年，对其评价可能出现偏颇。”李君如说。
他表示应运用大历史观，从两个“放”入手，评价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将其放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180年的历史进程中，放到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观察。
李君如表示，1840年以来，为实现民族救亡图存、国家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做出很多尝试。包括但不限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提出“西体中用”，农民领袖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动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尝试多党制、议会制、内阁制等，但这些都没能带领中国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1921年中共成立后，通过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历经28年奋斗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和民族奋发图强的努力，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走上坦途的——经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探索，成功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步步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目标，向着强起来的方向努力。”李君如说，从小的是非中跳出来，就能看到中共及其所领导的事业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前进的。
厘清重要问题，认识70年发展
粗线条概括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可将其划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李君如认为，如何理解前30年与后40年的相互关系，是正确认识和看待新中国成立70周年需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他说，有两种片面观点或错误倾向应引起关注：一是在肯定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性进步的同时，有意无意贬低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就和经验；二是在肯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就时，有意无意淡化改革开放具有的革命性意义，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比后40年好。
“上述观点或倾向，之所以是片面或错误的，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事实。”李君如说，改革开放的主要贡献有三：首先，中国找到了适合自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再次，在对内发展完善市场经济、对外全面参与全球化基础上，中国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前30年与后40年的历史既有不同，又相互联系，并非相互否定关系。”李君如说。
他指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一个历史过程，前30年为后40年作出3方面准备。以《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为标志，前30年为后40年进行理论准备；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成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标志，前30年为后40年进行物质准备；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标志，前30年为后40年进行制度准备。
“在前30年探索过程中，中国犯过错误，也付出很大代价。正因为有过去的教训，中国才会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今世界很多地方动荡不宁，但中国不大会乱。因为我们有过教训，渴望安定，知道动荡没什么好处。”李君如说。
与世界相处，讲好70年故事
随着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不断增长，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和思维范式下，让外界了解、理解中国道路与逻辑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很多西方人士没见过甚至没预想过的。比如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属于套用资本主义认识范式来理解中国发展，所以才会陷入误区。”李君如说。
他指出，在西方对华负面言论之中，既有恶毒攻击、诋毁反对，也有因不了解中国话语体系引起的误解。因此，不要简单地去抱怨或批判对方，最根本的是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讲好70年来中国发展的故事，扩大对话伙伴圈。
“我们要注重把中国的实践经验、话语体系转化为外界能够听懂、认同并接受的话语表达。相较抽象理论，多讲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碰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悟出什么道理。认识是理性的，但讲述的故事应该是感性的。”李君如说。
他举例说，脱贫是一项全球性话题，在西方主要归慈善机构负责，但在中国更多由政府主导。通过邀请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人士来华并在地方机构交流挂职，让他们近距离观察中共内部如何协调资金和生产要素调配，可以帮助其更直观、具体了解中国如何推动数亿人口脱贫，外界才会对中国经验更感兴趣，这就是以生动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的体现。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李君如参与接待了大量外国政党政要访华，也时常赴国外政府机构和智库讲述中国道路与发展理念。他认为，当中国变得更加自信，有助于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好。
“如果不够自信，在交往中往往会低三下四、崇洋媚外，或狂妄自大、盛气凌人，国力的发展使中国可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开展对外交往。中国也越来越意识到，吵架、批判不解决问题，通过平等、坦诚对话才能逐步化解分歧矛盾，增进共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