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乱世明珠·光照千古

2017-12-05  青野龙吟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於时而察於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後於事；吝於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冶。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是故曰：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是故意气定，然后反正。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管仲是春秋时期伟大的存在，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还是周穆王的后代，世人对于管仲的评价非常高，被誉为华夏第一相。

强齐图霸，编纂管子，辅佐桓公九合诸侯，礼让天下开法家之先驱，孔子小之，孔明敬之，圣人之师，千古一相，他是管仲，一个失败的商人、一名逃跑的士兵、一位渎职的官员，却最终匡助齐国称霸，成为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管仲一生中的早期屡勇屡挫，“三市三败”、“三战三走”和“三仕三见逐于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拨云见日，在乱世中成就了自己。坎坷人生路使他成为激励后世之人的楷模。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如是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苏洵亦云。千秋功过，云消雾散，管仲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却也鲜少有人看到他在经济方面的才华。经世济民，管仲的经济之才，即使是在星光熠熠，人才辈出的春秋战国，也堪称是最令人瞩目的那一颗。

齐庄公五十六年（约公元前723年），管仲出生，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1.      管鲍之交

“祖上也是王侯家，生逢乱世多舛运。少年有志不言苦，分金亭上谱佳话。”生于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祖上曾因朝野权势斗争而被满门抄斩，仅存的那一支

后人也被迫躲进山林，出于这个缘故，管仲自降生那一天，便被下了终身不准入仕的咒语。然而，出身的卑微和世事的动荡不能掩饰住他夺目的才华。幼时父亲和兄长相继去世，家境贫寒，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年仅五岁的他便想出了借书收费的计策，缓解了母子二人的生活窘境。这个孩子自幼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已然决定了他的命运注定不凡。

管仲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重要时期：管鲍之交的青少年时期，辅佐桓公的中晚年时期。鲍叔牙和齐桓公，可谓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伯乐。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生在世，难得一知己。管仲之功，成于叔牙。没有鲍叔牙，就没有管仲。正是鲍叔牙坚定不移地信任和毫无芥蒂地维护，管仲才能得以施展才华，成就伟业。

合伙做生意

 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他们俩一起经商。在经商时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而鲍叔牙对此从不和管仲计较。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到这讥笑后，深知这不符合管仲的实际情况，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非常诚挚，他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好。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事情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在长期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

鲍叔牙举贤

作为管仲生命中影响最深远的人，鲍叔牙也随着管仲的成名而名扬千古，管鲍之交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管仲满腹诗书，才华惊人，然而比这更令人敬佩的是那种不畏险途的勇敢果绝，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当时同样年幼的鲍叔牙。对管仲一见如故的鲍叔牙，始终无条件地站在管仲身后支持他。在整个城邑的人都拒绝与管仲做生意时，鲍叔牙毅然离开店铺，与管仲一起千里迢迢地赴往广陵（今广州）做生意。

路途艰险，两个半大的孩子，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经历，却也不小心被抓了壮丁，几临死路。好不容易逃回了家乡，却又碰到隋蔡大战，先辅蔡侯，后帮隋伯，众人笑他不忠，鲍叔牙却始终相信管仲是成大事的人，坚定地跟着他。蔡侯隋伯皆非明主，他们却在隋国完成了另一个成长——成为隋国名士季粱的弟子。在季粱的耳濡目染之下，两人学识日渐精深，为之后入齐为师打下了基础。隋国很快又为楚国所败，两人入齐，在召忽的帮助下，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则辅佐公子小白。纠势强，小白力弱，夺位之争，两人各为其主，管仲追杀小白时还射了他一箭。

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齐国已有国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鲁庄公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双方在乾时会战，管仲建议当趁小白人心未定速攻，但鲁庄公却说：“如果一切如你所料，小白早就被射死了。”不听管仲的话，结果遭遇伏击，鲁军大败，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进入鲁国境内。齐桓公为绝后患，遣书给鲁庄公，叫鲁国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军将全面进攻鲁国。鲁庄公得知后与大夫施伯商量，施伯认为齐国要管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任用他为政。因为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为鲁国的大患。因此施伯主张杀死管仲，将尸首还给齐国。但鲍叔牙用计称齐桓公恨管仲入骨，一定要生杀管仲。且鲁庄公新败，闻齐国大兵压境，早吓得心颤胆寒，没有听施伯的主张。在齐国压力下，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擒住，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以期退兵。 

管仲清楚这是鲍叔牙的计谋，于是让押运工人快马加鞭赶去齐国，最后平安到了齐国。

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但鲍叔牙称自己才能不如管仲，若要使齐国称霸，必要用管仲为相。

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齐桓公迎接管仲后，一连聊了三天三夜，句句投机，斋戒三日，拜了管仲为相，并称管仲为“仲父”。

2. 桓公拜相

“良禽择佳木而栖,良才择贤主而事。”三仕三落，前三位君主，确如鲍叔牙所说般皆非良主，直到遇到齐桓公，两人才相互成就。齐桓公曾被管仲射了一箭，却能够抛下仇恨，诚心诚意地拜管仲为“仲父”，将齐国大权交到管仲手中。而管仲也因着这种信任和内心的愧疚，大力发展经济，让齐国一跃成为春秋首霸。

管仲任相之后，对内：改革行政体系，使四民分居，百姓相安。用人唯贤，选贤举能，德义未明于朝者，不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不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不使任大官，世卿世禄制得以突破。劝课农桑，重视工商，盐铁国有，齐国经济蒸蒸日上，真正做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外：北战山戎，尊王攘夷，葵丘会盟，以礼让天下，安抚周王室而换得了春秋乱世的暂时安稳。

春秋首霸，战国七雄，齐国之强，功归管仲。

3.      管仲治齐

　起初，管仲向桓公提出修好近邻、先内后外、待时而动的治国求霸之策，而桓公未听其言，于次年轻率攻鲁，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军击败。战后，为使齐国尽快富强起来，达到民足、国富、兵强，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在经济方面，他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他废除了齐国仍保留的公田制，实行按土地肥瘠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政策，使赋税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发展渔业，由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推动商品流通；鼓励商民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的经济得到很快发展。

（2），在政治方面，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其中工商乡6个，乡民专营本业，不服兵役，农乡15个，乡民平时种田，战时当兵。国都以外划分为邑、卒、乡、县，均设官员管理。10县为1属，全国共有5属，设5位大夫管理。每年初，5位大夫要向国君报告属内情况。这就形成了对全国的统治。

（3），在军事方面，管仲认为兵在精不在多，强调寓兵于农，把行政上的保甲制度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起来。在农乡，5家为1轨，10轨为1里，4里为1连，10连为1乡，5乡为1军。每家出1人当兵，1军为l万人。全国有3军，国君自率1军，二位上卿各率1军。每年春秋通过狩猎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4.      首霸春秋

齐国由于管仲实行改革，很快强盛起来。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实现在中原称霸的谋略，即“尊王攘夷”。所谓“尊王”，就是拥护周王室。那时，西周王室衰微，造成列国互相争战。首先举起尊王的旗帜，就能借周天子之命，名正言顺地得到盟主的地位。所谓“攘夷”，是指当时我国北方的狄人和戎人借中原各国争战之机内侵，对各国造成严重威胁，领头伐夷就能得到各国的拥戴。

齐桓公三十四年(前652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派人送祭肉给桓公以示嘉奖。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附近)召集各诸侯国会盟，举行受赐典礼，并依据管仲的建议，订立了盟约。至此，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公认的霸主。管仲为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有殊勋于齐，被桓公尊为仲父。

政治主张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外交主张

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

为了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长，管仲在外交上协助齐桓公做了许多努力。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国救燕。前661年，山戎攻打刑国，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桓公再次发兵攻打山戎以救邢国。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国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前656年，管仲让齐桓公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管仲献计让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公元前654年，管仲，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齐楚结盟

齐桓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57年），楚国又出兵郑国。齐桓公与管仲约诸侯共同救郑抗楚。由于楚国不断攻郑，齐桓公和管仲约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直指楚国。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使臣屈完出来谈判。

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千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

管仲在齐桓公身旁，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你们征讨范围内。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周昭王姬瑕十九年，他亲自统帅六师军队南攻楚国，全军覆没，昭王死于汉水之滨），这事也不是与你们无关。我们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

屈完回答说：“多年没有进贡包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只好去汉水边打听好了。”

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经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

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

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义来安抚天下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回答得委婉有力。

为形势所迫，齐桓公同意与楚国结盟。这样南北军事对峙就体面的结束了。

葵丘之盟

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

齐桓公三十九年（公元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

军事制度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 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 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北战山戎

齐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认为南面楚国祸害更大，不愿出兵。但管仲认为，当时为患一方的，南有楚国，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国君要想征伐楚国，必须先进攻山戎，北方安定，才能专心去征伐南方。如今燕国被犯，又求救于我国，举兵率先伐夷，必能得到各国的拥戴。齐桓公深以为然，遂举兵救燕。管仲随军讨伐山戎救援燕国，一直打到孤竹才回师。

齐桓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60年），当时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进攻中原，先攻邢国（今河北邢台）。作为霸主的齐桓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管仲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向齐桓公说：“戎狄性情十分残暴，贪得无厌。诸夏各国都是亲戚，彼此关心，一国有难，大家都应相助，不能袖手不理。满足现状的安乐是很危险的，出兵救邢才是上策。”齐桓公很欣赏管仲的想法，就派兵救邢国，邢国很快得救。不久狄人又出兵攻卫国，卫懿公被杀，卫国灭亡。狄人又追赶卫国百姓到黄河沿岸。 宋国出兵救出卫国百姓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居民一共五千人。就在曹邑（今河南滑县）立卫戴公为国君。刚刚恢复的卫国，处境十分困难。齐桓公、管仲派了公子无亏带着五百乘车马和三千名甲士来武装卫国，戎守曹邑。又给卫君带来乘马祭服，还给卫君夫人带来乘车和锦帛。此外还有牛羊猪狗鸡等三百余只。又帮助修建宫殿。 邢国还未恢复，狄人又来第二次洗劫。

齐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狄人攻邢，形势十分严重。齐桓公和管仲立即联合宋、曹救邢。当齐、宋、曹军队到达时，邢国百姓如见亲人，纷纷投奔，狄人被打退。邢国又被狄人洗劫一空。于是齐桓公和管仲同宋、曹两国，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南），这里靠近齐国，较为安全。使破乱的邢国得到安定。 邢、卫两国都遭狄人洗劫，在齐桓公、管仲的主持下，得以复国。当时人们都赞赏地说：邢国人迁进新都城，好像回到了老家；恢复后的卫国，人们心情高兴，也忘记了亡国的悲痛。

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举国降齐。 

石壁谋

话说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对管仲说，咱们举办这么大一场盛会，花了不少钱，风头也出尽了，可怎样才能把这些虚名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利润呢？不然的话，寡人想去朝拜天子，会感觉费用不足，仲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管仲说：“主公，某处有一片乱石岗，请下令招聘一批玉匠，把这些乱石头，按标准雕制成一块块的石壁，一尺长的定价一万钱，八寸的定价八千，七寸的定价七千，石珪定四千，石瑗定五百。”齐桓公听了，将信将疑，但还是都照他所说的做了。

石壁完成之日，管仲就来到洛阳，朝见天子。天子亲切地会见了这位霸主的仲父。当时，天子的弟弟姬带还在为分家的事和天子扯皮。管仲作为大诸侯国的宰相来到朝廷，是来为天子兄弟俩说和劝架的。

管仲说：“为了大王的尊严，我国君主打算率领诸侯们前来朝拜先王的宗庙，一者可以观摩学习周礼，二者也能为大王助威！乱臣贼子们见到这架势，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天子说：“好，那就叫诸侯们都来朝拜先王宗庙，这没问题。”管仲又说：“请大王发令，凡是来朝拜先王宗庙的诸侯，都必须带上‘石破天惊壁，作为献给大王的贡礼，否则，不准入朝。”

所谓‘石破天惊’壁，就是从那一堆乱石头里凿出来的，找到一个好项目，立马就值钱了。

天子说：“可以，这没问题。”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诸侯们一般很少有机会参观朝拜天子先王的宗庙，机会难得，一票难求呀。于是，天下的诸侯们都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纷纷赶到齐国，争着抢着来购买门票“石破天惊壁。就这样，齐国的石壁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流归于齐国。

经济制度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 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管仲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5·经济思想

千年已过，管仲辅齐的功绩还在被人传说，古代向来重农抑商，多数人看到的，都是他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成就，鲜少有人注意到他卓尔不凡的经济思想。是的，思想，一些零碎不成系统的火花，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然而，仅仅是这些乱世中的零散明珠，也足以让我惊叹不已了。管仲的经济思想散落于《管子》之中，《管子》约成书于战国时代（前475—前221年）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该书时，共拟定86篇，分为8类。《管子》全书内容较为庞杂，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全书现存的76中，《轻重篇》集结了其经济精华，这些思想在他的改革中得以实践，在同时代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1）．以经济治国的思想

以经济治国是管仲的思想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的地方，他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经济。《管子》诸篇都在陈述一个基本观点:政治的重点在于市场、财政和经济。《管子·国蓄》曰:“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这里的“轻重”主要指的是有关市场、商品流通、货币、财政、物价方面的理论以及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君臣之间的关系、君民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一个“利”字相连接的，所谓“夫民者信亲而死利，海内皆然”(《管子·国蓄》)。君主只有能左右人民的生计，才能治理国家、领导人民，所谓“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不可以劝下”(《管子·事语》)。据此，他主张把政治的重点转移到财政和经济方面来。

与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不同，管仲认为经济的力量远比法律威力要大得多，只有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操纵了人民的生计，才可以治国安民。与儒家片面强调仁义不同，管仲认为经济利益是仁义的基础，仁义是经济利益的派生物。他还明确提出仁义并非以道德原则为内容，而是某种物质利益的实现。所谓“散振不资者，仁义也。”(《山至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倒也是同意这个说法的。

而且，令人震惊的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管仲进行了最早的经济战。管仲或许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经济战争”的高手。比如楚国，可是春秋名副其实的大国，而且是战国七雄中最先称王的，管仲购鹿制楚，通过高价购买楚国的鹿而使其民争相捕鹿，耽误了农时，缺乏粮食，进而不费吹灰之力打败了楚国。又如衡山国，衡山国盛产兵器。管仲谋划着征服衡山国，于是故技重施，再次拿下了衡山国。此为衡山谋，另外还有石壁谋与菁茅谋，这些在《管子》中都有记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两千多年前，就将经济战玩得如此娴熟，管仲可谓经济战鼻祖。

（2）． 重视市场和贸易的思想

管仲对于市场的作用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市场发育的程度不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而且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社会治乱、人心向背的情况。所谓“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乘马》)在他看来“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就是说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工的物质生产，所以，他非常重视市场的作用，明确提出:“无市则民乏”(《乘马》)；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由于管仲非常看重市场的作用，主张“聚者有市”，要求“百乘之国”、“千乘之国”、“万乘之国”都要“中而市。”(《揆度》)所以，齐国大力加强了市场建设，都城临淄很快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业中心。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居”，这可以看作最早的分工理论吧。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敏锐的管仲很早意识到商人在创造经济能力方面的优势，于是提高商人的地位，将其与士农工并列而居。同时将其分业而居，即按照职业的不同划分其居住地，这种产业集群式的布局有利于同职业的人之间相互交流经验；营造专业的氛围，使后辈人在耳濡目染中承接父业，保证人才的延续性，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为了吸引人才，增加收入，同时满足需求，管仲实行了“营妓”制度，第一次将色情行业官营合法化。

管仲对贸易十分重视，为了发展贸易、搞活流通，他一再重申对于边关往来货物免收关税，市场禁止乱收费，实行优惠政策。史籍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就是说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设官管理人员但是不收费，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开放但不得征收赋税。(《戒》)在发展商贸中，管仲还一再强调对客商要认真接待，待之以礼义，尽可能提供各种优质服务。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齐国对于各色客商提供的服务档次和规格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供养。”还在官道上每隔几十里路就设置一处驿站，为来齐国经商的商人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对有些商人免费提供饮食，配备服务人员。同时，管仲还通过提倡“奢靡”，促进商品的流通，扩大生产需求。“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管仲提倡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其通过修建亭台楼阁等增加政府的固定资产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人民就业。而后两千多年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德国等国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走出经济萧条的。

渐渐地，齐国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3）．贫富有度的思想

管仲认为，过大的贫富悬殊现象对国家是不利的，因此，他把“贫富有度“作为体现封建等级秩序的礼的重要内容之一，认为“贫富无度则失。” 《管子·五辅导》)。对贫富对立的现象，古代开明思想家多能有所认识，管仲不同于当时其他思想家之处是他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管仲在《国蓄》中对于当时的贫富悬殊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岁有凶穰，故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这段话对当时齐国贫富分化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管仲的分析结论是:贫富分化的形成既有客观方面自然灾害的因素、民众主观能力不同的因素，也有国家政策失当、少数人蓄意操控市场的主观方面的因素。对于治理贫富失度，他提出了具体方案。首先就是救助贫弱者。对贫弱者，管仲主张“德不可不兴也”(《五辅》)，具体措施是“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管乏绝，此谓振其穷”。其次，对赢利最少的农业生产实行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最后，对从事贸易的商人采取轻赋税的做法进行扶持。

本着“重农辟地、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原则，管仲解决了众多平民头上压着的高利贷问题，又及时颁布了垦荒开地的新政策。开垦荒地的政策相当于我国上世纪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垦多得，同时为了保护垦荒的成果不被大户所夺，管仲说服齐桓公废除了奴隶制，重新进行行政区划改革，将人口固定下来，从而实现了整个齐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4）．经济谋略

菁茅谋

管仲很乐意为天子出主意，他看天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源，只有楚国进贡来的不值钱的茅草，谓之‘青茅’，这是长江流域特产的一种三条脊梗直贯到根部的茅草。先不让走漏风声。发令说，天子准备去泰山祭天，只有这一次机会特许诸侯们陪同他一起去祭天，想去的人，快来报名呀。

因为诸侯是没有资格祭天的，所以这次机会就格外的珍贵，大家都愿意去。然后再发令说：‘凡随天子去祭天的，都必须携带一捆菁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没有菁茅的，不得入内。

于是，天下的诸侯们便纷纷掏出黄金来，争先恐后地抢购。能够陪同天子出席这么大的盛会，黄金算什么，再贵也值！菁茅的价格顿时出现井喷，上涨了几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

所以，天下的黄金就象流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周天子仅仅在这三天时间卖茅草的钱，就已经相当于他七年的收入了。”

金龟换粮

桓公一次问管仲，什么叫御神用宝？”管仲回答说：“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用这龟就可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桓公说：“为什么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管仲回答说：“让得龟者把龟放在大盘里。君上立即派出使臣，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还说：‘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样子象龟，寄居在你的家里，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终身享用，并给你百斤黄金的报酬。’于是把这龟奉为无价的贵物而收藏在大台之上，每天要血祭四条牛，立名为无价之宝。过四年后，征孤竹国，了解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丁氏向北再拜领命，送到粮食，但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里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辅设垫席，把龟收藏起来了。过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时候，于是就可以获得丁家的粮食。

楚国购鹿

齐桓公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对其宰相说：“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为炒作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6·光照千古

《管子》一书作为我国一部重要典籍，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是：深邃的哲学思想，兼有儒道法之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

二是：政治思想，关于如何治理好国家进一步统一天下的管理学说，提出了兼重“德礼”与“法制”的全面管理思想，这个学说达到了先秦政治思想的最高水平。

三是：军事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有四大军事原则---1，恃己原则；2，先富原则；3，先人原则；4，先备原则。

四是：极为重视经济问题，肯定了经济对人们思想的决定作用，在商品经济方面，提出了著名的轻重理论。许多经济思想意识超前，有许多首创见解，至今看来仍然熠熠生辉。

当然，这些只是总结出来的部分精粹，《管子》之中中，散落的精华也很令人赞叹：比如“寓税于价”的聪明主张，以及“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的按劳分配思想，“平抑价格，低买高出”的价格杠杆机制，其余种种，不胜牧举。

这些思想在当时看来荒谬而奇葩，但在现在却被广泛使用，可见管仲的思想是多么的先进而富有预见，管仲，这个华夏第一相，其实一直一来都被我们小看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突破了当时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并做出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实践，这些实践，多少也还是对历史产生了影响，比如：四民分居与盐铁官营。四民分居，士农工商，以管仲对商人的重视程度来看，这种

排名绝无地位先后之序，无奈却被人们误解，成为千年打压商人的借口之一。盐铁官营是管仲首做的一大尝试，在汉武帝时代再次被使用，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影响不可谓不大。

管仲名言语录：

1、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2、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

3、圣人畏微，而愚者畏明。

4、骄倨傲暴之人不可与交。

5、务为不久，盖虚不长。

6、钓名之士，无贤士焉。

7、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

8、兵者外以除暴，内以禁邪。

9、忧郁生疾，疾困乃死。

10、志毋虚邪，行必正直。

11、信不足，安有信。

12、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具命也。

13、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

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

14、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人焉。

15、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健而不使，殆。

      16、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

17、凡将举事，令必先出。

18、俭则伤事，侈则伤货。

19、草茅弗去，择害禾谷；盗赋弗诛，则仿良民。

20、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

21、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22、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23、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24、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
      25、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不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不乱其上。

26、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27、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

28、微邪，大邪之所生也。

29、誉不直出，而患不独生。

30、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

31、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

32、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干爵禄。

34、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35、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

36、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

37、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

38、善用兵着无沟垒而有耳目。

　39、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

40、道德当身，不以物惑。

41、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

42、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43、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

44、善气迎人，亲如兄弟，恶气迎人，害于戈兵。

45、邪气袭内，正色乃衰。

46、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47、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

48、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

49、量力而知攻。

50、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

51、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52、独王之国，劳而多祸。

53、圣人若天然，无私覆，若地然，无私载也。

55、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

56、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57、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58、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岱侈俭则百用节矣。

59、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

60、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61、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62、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

64、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65、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

66、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

67、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

68、不言之言，闻于雷鼓。

69、善人者，人亦善之。

历史评价：

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 

《淮南子·泰族训》：“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 

司马迁：”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恒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太史公自序》：“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 

蜀汉名相诸葛亮经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李靖：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查天时地利，安能迩忽？ 

刘勰：“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孝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司马贞：“夷吾成霸，平仲称贤。粟乃实廪，豆不掩肩。转祸为福，危言获全。孔赖左衽，史忻执鞭。成礼而去，人望存焉。”

7·历史教训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管仲当然也不例外。孔子在高度评价管仲功绩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批评他在执政的后期，个人生活太奢侈、讲排场，有违“礼”的原则，有僭越之嫌。因此，孔子讥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是其一。其二，管仲更为严重的过失在于，他在位期间，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对于这一点，宋代的大思想家兼文学家苏洵在《管仲论》里分析得非常深刻。简而言之，就是：当管仲病危之时，威公（即齐桓公）问之相，他仅仅指出：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却没有举贤者以自代。殊不知当他去世之日，正是这三人弹冠相庆之时。由于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三个家伙便共同挟持齐桓公，为所欲为，倒行逆施，使管仲苦心经营40多载、已然好端端的齐国顿时大乱。尤为可叹的是，曾经叱咤风云、威风一时的齐桓公，最后也被他们软禁，饿死在这伙人手里。真是令人扼腕而叹！这个结果，无疑是一大历史悲剧，也是作为杰出政治家的管仲留给后人的一大教训，值得后人深思！

 8.管仲纪念馆 ：

死后，葬于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牛山北麓，这就是著名的管仲墓。管仲纪念馆以管仲墓为依托，以《管子》思想为基础，以管仲的生平为脉络，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在展现天下第一相辉煌一生的同时，全面展示博大精深的《管子》思想并综合展示宰相文化及历代名相对社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