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
2020-8-9 青野龙吟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开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期的杰出思想家N.马基雅维利奠定了近代政治学的基础，使政治学第一次从伦理学和中世纪神学中分离出来。
14世纪末到16世纪资本主义形成时期，西欧主要流行的政治思想。其代表是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思想。
14世纪末期,随着中世纪城市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他们要求建立统一的王权，消灭封建割据势力,结束动荡不定的政治局面,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以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西欧的政治思想有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①思想家们开始用人的眼光，以理性观察国家和法律，个人主义思想开始产生；②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成为政治思想家探讨的内容；③在教会内部关于教徒平等、宗教会议的平等理论也已建立起来。但当时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时期，力量还不够强大,还没有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他们反对的不是封建专制，而是封建割据。他们反对教会，却没有彻底摆脱封建神学的束缚。
文艺复兴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它的主要形式是文化革命，始于意大利，后发展到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14世纪大学的出现，阿拉伯文化的传入和传播。古典文化中重视人、尊重人的思想与中世纪蔑视人，一切都依附于上帝的神学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人们越来越不能忍受中世纪神学对人的束缚和禁锢，便出现了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形式，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中世纪神学对人的束缚和践踏，把人从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使人成为独立的人。这些思想观念为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开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期的杰出思想家N.马基雅维利奠定了近代政治学的基础，使政治学第一次从伦理学和中世纪神学中分离出来。他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把权力作为国家的核心和法律的基础，他的代表作<君主论>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继其后，法国政治思想家J.博丹，首次系统地对主权问题作了研究，建立了近代的主权学说和国家形态与形式分类学说。与此同时，以 E.de La鲍埃西等为代表的反暴君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他们代表的利益不同，目的不一，但是，他们提出的人民可以反对暴君压迫的主张和人民主权以及契约思想对近代政治思想，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反映下层平民和早期无产者要求的思想也产生了。英国的T.莫尔、意大利的T.康帕内拉等创立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还只是对未来社会的“空想的描写”，家长制、君主制的主张在他们的政治观点中占有明显地位。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通常译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在中世纪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他主张国家至上，将国家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代表作《君主论》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他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政治思想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为解决国家的现实问题而产生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整体状况。因此，探究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所蕴涵的政治思想必须要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研究。
15世纪末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在各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英国经过百年战争和都铎王朝的建立使其有了巨大的发展。西班牙通过收复失地，国家得以统一。同时，法国在战争后收复领地，王权得到强化。英国、法国、西班牙都发展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内政治稳定，资本主义稳步发展，政治势力也进一步加强。
在欧洲各国资本主义逐步发展的同时，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发祥地的意大利却并未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这制约着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王国林立，导致了国内严重的封建割据。同时，国内教权和王权的对抗与斗争也不利于国内政治的稳定。因此，意大利的经济力量被嚴重削弱，同时有着与其文艺复兴以来经济和文化地位极不相称的、低下的政治地位。
当时，意大利处于一个危险的、不稳定的、转折的时期。马基雅维利作为共和国代表出访外国，利用其敏锐的洞察力考察各国国情，并结合本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改变由来已久的封建割据状态，进一步推动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政治思想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政治思想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论证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为君主提供了以权力而非道德方式治理国家的手段，同时提出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1. 权力思想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首次指出权利的实质是掌权者强制其从属者服从其意志的能力，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论断。在国家观上，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的产生是出于人性本身的需要，而非上帝的意志，否定君权神授，认为权力决定政治。而由于他认为人性本身是恶的，所以君主更应该以暴力统一国家。在他看来，君主用残酷手段施政损害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而得益的却是全体人民。在国家管理思想上，他提出了独特的立国与治国的政治艺术，主张通过合理性诉求、政治传播观念和军事建制思想来进一步推进他的权利政治观。因此，马基雅维利主张权力政治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治与政治的稳定。
2. 民本思想
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也是十分重视以民为本的。他指出民众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要想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需要强大的君主主宰，但更为重要的是重视民众的力量。马基雅维利即使主张以暴力统治国家，但他始终没有忽视民众的支持，他进一步强调民众是统治者进行政治管理的基础，由此形成了浓烈的民本思想。笔者认为，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是将权术思想和民本思想结合起来的，他主张君主应该成为“为自己，为民众，为国家”的强大的统治者。
《君主论》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摒弃了中世纪宗教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从“人性本恶”的假设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出于人性本身的需要，并不是上帝的意志，从而否定了君权神授。他主张由权力而非伦理道德在治理国家，提出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政治思想是在当今世界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可为国家政治管理所借鉴。
首先，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民本和权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当代我国所实行的民主和专政政策，两者都是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对多数人实行民主，这对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有着重要作用。其次，作为国家统治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点在《君主论》中也是马基雅维利所论述的重点，尽管他对政治管理的看法有偏激之处，但他对权力政治的崇拜和道德政治的摒弃，无一不是以保障国家利益为前提条件的。最后，《君主论》虽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但其中的思想却不受时代的束缚。施特劳斯指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不是佛罗伦萨的，甚至也不是意大利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它影响到并旨在影响所有思考的人们，与时代无涉，与国度无关。”笔者认为，不论是以保障国家利益为前提的权力政治观点，还是敢于直面现实提出的突破性的政治观念，都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 St. Thomas More 又作 Sir Thomas More ， 1478年2月7日 — 1535年7月6日），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学者和阅历丰富的政治家，以其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
1886年，在莫尔去世三百多年后，被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宗庇护十一世册封为圣人，在1980年与主教费舍尔一起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尊为殉教圣人。人们常说：“像托马斯•莫尔那样圣德卓越的人，自始至终是圣善的。”他常向天主祈祷道：“主呀，请你赐我常怀有与你结合的善念。这并不是为了逃避现世的苦，炼狱的暂罚，也不是为了逃避地狱的永罚，也不是为了享受天国的永福。我希望与你结合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爱你的缘故。’”作为天主教徒中的殉道烈士，他非常罕见地获得了左右翼的一致推崇：左翼发现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右翼发现了他的对天主教的忠诚。
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在这里他又学习了希腊文，这使得他可以尽情地阅读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其中，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对莫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的评论家中有人干脆将《乌托邦》称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续篇。在这里，他还学习了不少人文主义学科，并与在此任教的著名人文主义者科利特、格罗辛、林纳克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他还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庇科（Pico，1463-1494）的作品很感兴趣，曾将他的作品《十二把利剑》译成英文。这些人文主义者，以及后来莫尔所接触的欧洲大陆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都对莫尔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老莫尔认为儿子从事古典创作没有什么前途，便逼他改学法学。
1494年他被迫离开了牛津大学，进入了新法学院学习法学，后又在林肯法学院攻读英国法，在法律方面的苦心钻研，使他的知识更为丰富，也培养了他的现实主义态度。
1496年2月，莫尔被获准进入林肯法律协会，1501年成为外席律师。他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和惊人的工作能力，在从事法律的研究和实践的同时，仍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以各种文学形式，包括戏剧和诗歌，磨练自己的才能，以求笔锋的自由流畅。
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虽然表面上相对平静，实则蕴含着矛盾与危机。此时，王权已经对贵族（无论是新贵族，还是那些旧贵族）和教会势力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的确是“宁可要秩序，也不愿意要自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王权的维护者。而且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有着属于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从十五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正是由他们发起的。在欧洲大陆上，由马丁•路德发动的代表着下等阶级利益的宗教改革，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各阶级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风起云涌，虽然也波及到了英伦三岛，但宗教改革在这儿却完全改变了方向。
尽管如此，不同阶级之间，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的磨擦和斗争却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时与罗马教廷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一系列纠纷。这便是莫尔所处的英国的历史背景。
《乌托邦》一书是莫尔的不朽之作，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写于1515年至1516年出使欧洲期间，用拉丁语写成。书中叙述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即“乌有之乡”。莫尔第一次用它来表示一个幸福的、理想的国家，莫尔说，“乌托邦”是南半球的一个岛国。在那里，社会的基础是财产公有制，人们在经济、政治权力方面都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公民们没有私有财产，每十年调换一次住房，穿统一的工作服和公民装，在公共餐厅就餐，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二年，官吏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慧游戏活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乌托邦人也奉行一夫一妻制和宗教自由政策。莫尔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渊薮。私有制使“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落到最坏的人手中，而其余的人都穷困不堪。”因此“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莫尔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
莫尔赞扬岛国的贤明制度，实际上是批判欧洲，特别是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莫尔生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他在“乌托邦”这本书中批判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关系，描写了人民的痛苦。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揭露圈地运动的结果说：“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那儿的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不让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把整片地化做牧场，房屋城镇都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圈……佃农从地上被逐出，他们的财产被用诡计或压制的方式剥夺掉。有时他们受尽折磨，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业。那些不幸的人们想尽办法，只有离乡背井了……等到他们在流浪生活中把卖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他们就只有盗窃，受绞刑的处分，否则就是挨家沿户讨饭了。”
莫尔“羊吃人”的名言成了当时民歌中经常引用的佳句，他那对圈地运动的详细描写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方法时所引用的生动素材。当然，处于那个时代的莫尔还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也无法指出实现理想制度的真正途径，他的乌托邦只是一个空想而已。
伊拉斯莫在莫尔生前和死后都有文字记载这位好友，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莫尔的评价。伊拉斯莫在写给德国人文主义者乌尔利希•冯•胡登的信中，把他的这位伦敦朋友奉为欧洲知识界的楷模。按照伊拉斯莫的描述，莫尔中等身材，白皙的皮肤，浅蓝色的眼睛，生性愉快，衣食朴素，天生爱好友谊，爱好趣味横生的幽默，异国的物品和珍奇的动物也是他特别喜爱的，他有着即席应对的辩才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在宗教方面他虔诚而不迷信。
莫尔的噩耗传来，伊拉斯莫为这样一位他赞扬备至的人的死去而深感悲痛。“他的灵魂之纯洁胜过白雪，在英国从来没有过象他这样的天才，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再有”，伊拉斯莫把他誉为“适合于任何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