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蜀文化的见证

2018-06-16 青野龙吟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四川广汉三星堆，箐华荟萃的文化宝库，神秘梦幻的艺术殿堂，充溢着中华古代文明的无穷魅力，闪烁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璀璨光彩。

 三星堆古蜀先民创建的一处古蜀国中心都邑，古蜀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足以说明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已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三星堆遗址文化是蜀文化的典型代表，延续时间从距今4800-2800年。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其中金杖长142厘米，重780克，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181厘米，座基79厘米，总高度达260厘米，重约300余斤。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青铜神树高350厘米，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青铜头像40余种，面具10余件。三星堆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因此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中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

      三星堆神树上栖息的鸟共有9只，鸟的神态还真有点儿“太阳鸟”的味道。古蜀人有太阳崇拜的习俗和信仰，可以认定三星堆青铜神树为“扶桑”，是和合情合理的。奇怪的是，上面两只鸟头顶和背上的羽毛组成了“四川”两个字。

以往，人们对“纵目”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它是长在额头正中的一只眼睛，而有人认为“纵目”是眼睛竖向生长。在三星堆纵目面具出土后，“蚕丛纵目”的典故才被正式定了下来。传说中的蚕丛是古蜀先王中的一个，史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出土于三星堆一号遗址坑的金杖，是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500克。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3组：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 充满神秘笑容。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支羽箭。研究发现，三星堆金杖上被专家认为鱼和鸟的图案与鱼凫有关解读，应该是准确的。而“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支羽箭”的“羽箭说”有误？三星堆金杖上即没有“箭”也没有“羽”，被专家称为羽箭的箭羽，并不是羽和箭，而是一片桑蚕叶。图案顶端“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的人，应是蜀祖蚕丛之像？

因为，鱼凫之凫的鸟，是指专门捕鱼的鱼鹰鸟，金杖之上，有鱼鹰捕鱼，何须弯弓搭箭以箭射鱼？羽箭射鱼说，刻画于三星堆金杖如此贵重之物上，与理不通？因为三星堆青铜人像的蜀祖蚕丛是三维的立体造像，蚕丛之目铸造出了突出十几厘米的夸张造型，在金杖直径2·3厘米很小范围上雕刻出二维正面像并且双面观看的图案，难以表现蚕丛纵目的抽象夸张造型。对比青铜纵目像连瞳孔都表现出来及耳巴的卷云纹造型都与纵目像的蚕丛相近。

综合研究，《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曰蚕丛，后代曰柏濩，后者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也跟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的历史记载。研究关于“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造型、似蜀祖蚕丛教民种蚕与蚕相关的桑叶、鱼、鱼鹰与教民捕鱼的鱼凫有关的整个图案，发现“三星堆金杖”的这一组连贯图案，表达和展示出古蜀国建国之初，一次与“尧舜禹”禅位一样的很伟大禅让之举。

在中国第一个夏王朝开国之初，尧死把君位禅让给了舜，后舜把君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办法，历史上叫作“禅让”。

                     金杖放大图

  三星堆金杖的整个图案，准确无误的鱼和大嘴鱼鹰的凫、如蚕丛之像、桑叶之叶、一节一节似蚕的连贯造型贯穿鱼鹰、连通到鱼头的传递之意，完整准确的阐释表达了，“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的五齿高冠，似太阳的光芒一样闪闪发光的蜀祖蚕丛，象太阳之光普照大地一样，把代表蜀王的金权杖亲手交给了鱼凫，蚕丛无私的把蜀王之位禅让给了教民捕鱼的鱼凫。欣赏三星堆金杖人、桑叶、鱼、凫、光影的图案，如欣赏一则动人的古代寓言故事，感人至深。

  禅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权转移的一种方式，帝王把帝位让给他人，是中国上古五代帝时期的创举。尧帝是首推禅事亘古第一人，禅的鼻祖。是禅的创始人。禅，通“蝉”，万变而不离其宗，如蝉（蚕）与蛹，鸡与蛋，因缘使然，轮回变化，无有先后，无有始终，不同时空，不同体态，终是其宗！

  禅变、禅举、禅让、禅那之外还有“禅杖”一词，禅杖:佛教指僧人坐禅欲睡时用以敲击使清醒的杖，后泛指僧人所用的手杖。

  关于三星堆金杖，有专家也曾经推论为王权,神权,财权的“权杖说”，及来自金权杖习俗和印度洋深海齿贝的传入路线，与埃及法老、波斯文明及佛教文明有关，是来自西方文明及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孕育出了神奇的古蜀文明？

  如果三星堆金杖的“蜀祖蚕丛禅让鱼凫说”，能够被最终论定，三星堆的金权杖，“三星堆金杖”将成为中国最早权杖的一大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