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冰子·梁启超
2017-12-21 青野龙吟
"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从张岱年先生所认可的起码标准看，"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而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应该是道德文章者流中的佼佼者。"依据这样的标准，我们人为在近现代的中国，比较符合这个标准的代表人物当属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国学大家。"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早年师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运动，与黄遵宪合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制造舆论，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他表示支持并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君主立宪;尔后"政闻社"受查禁而被迫解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想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后袁称帝野心暴露，便与蔡锷策划武力讨袁。袁死后依附段祺瑞，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内阁被迫下台，他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他赴欧考察西方社会，发现弊端，回国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随即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及著述。
梁启超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不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称谓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他的笔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不乏真知灼见。通过《饮冰室合集》篇名详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范围而言，从时评、政论、变法、维新，到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在史学研究领域为最。
而从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的角度来看，梁启超虽然经历曲折，思想行为一生变化巨大，但他敢于自我批判，敢于随着形势的变化，依据事实和实践的检验而自省，不断地认错、改错，并自称"流质"之人。他那严于律己，近于残酷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恰恰更昭示出他不同凡响的中华学人的良心和良知，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因此，从学术建树与人格、人品相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梁启超堪称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国学大师"。
名人评价：
黄遵宪：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吴其昌：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毛泽东：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郭沫若：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萧公权：“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