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呼吁创建中国经典诠释学

2017-11-11    青野龙吟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清俐）

“诠释学是沟通中外古今思想的桥梁。我国两千多年丰富的经典诠释学经验和历史已构成世界经典诠释的重要宝库，创建中国经典诠释学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实现现代转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开拓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4月23日，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的“接受、转化与创造：诠释学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如是说。

事实上，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不乏学者基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深刻反思，提出“回归中国”、“回归古典”、“汉语哲学”等命题，种种诠释学的诉求正在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进入新阶段。

以诠释学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

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下，如何处理经典文本，人们常常面对这样的张力。而如何解释和理解经典文本，正是诠释学要回答的问题。“通过诠释学，经典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被解读出新的意义，焕发新的生机。”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20世纪以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等将诠释学从方法论转向本体论层面，继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思潮之后哲学诠释学成为显学。在洪汉鼎看来，诠释学不只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理解作为诠释学任务，是一种过去与现在、陌生性与熟悉性、传统与现代的综合，包含着反思的向度。

20世纪末以来，诠释学成为我国学者诉诸中国学术反思主要话语表达方式。如有学者提出创建“汉语哲学”，或提出“以中解中”、“以古解古”等主张。对此，洪汉鼎认为，这样一些诠释学的诉求其出发点是要摆脱学术领域西方话语的主导，有些主张或有偏颇之处，却表达对进入现代学术形态和学科化体系的中国哲学身份的反思，以及将诠释学视作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进路。

现代中国哲学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瓦解之后，依照西方哲学模式和方法逐步建立。一些学者看来，传统的经史子集进入现代学术日渐沦为“材料状态”。正如景海峰所提出，西学东渐以来，体制化、分科而治的现代学术观念下，语言学、文献学与哲学的分家使得中国传统哲学资源被分割，阐发思想端赖于西方，只有在处理史料时才用到训诂。诠释学则有望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化的路径。

洪汉鼎回忆说，北京大学已故著名学者汤一介曾多次就中国传统哲学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与西方哲学对话这些问题撰文探讨，他认为，其途径唯在诠释学。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努力

中国有着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湖南大学教授李清良告诉记者，从先秦时代起，儒道墨法诸家就已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思和探索了诠释之道，提出许多原则如“述而不作”、“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得意忘言”等等。秦汉以后，每个学术新时代的开启，更与诠释之道的调整与转型密切相关。

与西方学术丢弃解经学，发展出诠释学不同的是，中国的经典诠释在传统学术史上一直保持延续。洪汉鼎认为，中国经典诠释不限于儒家经典，更不限于古代几部经典。如从汉武帝开始形成的经学这套独特诠释系统，此后更形成了，训诂、考证、文字、音韵等一套学问。但我国古代虽有漫长而丰富的经典注释经验和历史，但并不能构成经典诠释学。

20世界70年代，哲学诠释学被引介入中国，中国学者钱钟书先生等人开始引用、介绍西方诠释学理论。80年代以来，相关翻译、评价与运用蔚然成风，同时也出现试图建立中国诠释学的主张。李清良介绍说，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最先提出建立“本体论诠释学”，90年代末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汤一介提出建立“中国解释学”。

在李清良看来，这些反思与诉求旨在呼吁学术界应有，是在“后西方”代全球性文化本土化下的一种“文化自觉”。它意味着“中国诠释学”研究不是围绕着西方现代诠释学加以局部补充和调整，而是以中华文明独有的自成一体的现代诠释之道，对现代诠释活动及相关问题进行自主而全面的反思与探索，形成自成一体、自具系统的新视野，从而开启新问题、新思路，提供新观念和新模式。

台湾大学李贤中教授提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处理的材料、研究的目的都不尽相同，因此当诠释学进入中国后，其作为工具与方法被用于研究中国经典诠释材料必然经历从接受向转化的过程，使其适用于中国哲学所要处理的经典文本与学术问题。中国哲学的诠释学诉求即在于实现中国哲学体证、引证的论证化，将传统上认为说不清楚的话尽量说清楚，同时论证前提的体证化也是中国哲学带给西方哲学的独特启示。在世界哲学架构形成过程中，彼此相互影响，并激发新的哲学思考。

三种路径汇成中国经典诠释学

“诠释学告诉我们，任何经典都应当是当代的经典，任何真理都应当是当代的真理，经典只有不断与现代视阈融合，它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洪汉鼎将其称为诠释学真理。

中国哲学创立以来，一直就有是以西解中亦或以中解中，是以古解古亦或是以现代解释古代的诠释学之争。这也是当前中国经典诠释学构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洪汉鼎认为，要形成一种中国特有的经典诠释学，首先要从中国悠久的经典诠释实践出发，从总结经验中提出一些有效的经典解释方法与理论；要从西方经典诠释特别是他们的诠释学中发现值得我们学习的理论与方法；在两方面基础上，建立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的经典诠释学，并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经典理论与方法。

景海峰也认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之说、经过史学、古典文献学等现代学科改造后的中国传统治学方式以及西方诠释学资源这三个维度上加以参照与融合，在经典文本的诠释实践基础上，探索出适合中国经典的诠释之道。

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中国学者努力开拓着着中国经典诠释学之路。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汤一介先生的推动下，致力于中国解释学史的研究；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探索着中西方诠释学视阈融合与对话；深圳大学国学院则扛起中国经学现代化的旗帜。由李清良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理论化与现代化研究”以及由洪汉鼎担任首席专家的“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与研究”分别于2014年、2015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在学界看来，中西方诠释学将进入对话阶段。

从朱熹的诠释思想展望中国现代诠释学

李清良  夏亚平  

【摘要】：朱熹的诠释思想是整个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的理论高峰和典型代表,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现代诠释学的建立和发展极有启发。综合考察朱熹的诠释思想,可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古典的"仁学诠释学",即以儒家仁学为基本原则对诠释活动加以全面系统的反思、解释和规定,从而将诠释之道从本质上视为在意义世界中修身成己、安人成物的仁道,并将诠释活动从根本上视为在意义世界中践行仁道而修己安人的工夫。进一步看,作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主流与大宗的儒家诠释传统,其理论思考其实也可以说是古典"仁学诠释学"。中国现代诠释学乃是中华文明基于其诠释传统而自觉建立的现代诠释之道,其主要发展方向应是力求将古典"仁学诠释学"转化为现代"仁学诠释学"。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理论化与现代化研究”(14ZDB00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3:文学与道家经典篇》

内容简介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3:文学与道家经典篇》收录的文章风格较传统，数据较详实，解释较矜慎，文章的整体架构较贴近原始的材料。“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之核心，以为哈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 本选集前面五篇都与诗的诠释有关，与《诗经》的关系尤大，五位作者各自选择他们的题目发挥时，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已继承了传统中国的诠释精神，海德格尔强调任何的诠释活动都建立在预先的理解与预先的诠释上面，这种“先行结构”可谓诠释学的金科玉律，任何存有活动的不刊之论。本选集最后三篇文章处理的主题都是围绕着《老子》一书，《老子》五千言，但历代对它的注释不晓得几千个五千言。

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

摘　要： 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德语：Hans-Georg Gadamer，1900年2月11日－2002年3月13日），德国哲学家，  曾在大学攻读文学、语言、艺术史、哲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1929年后在马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主讲美学、伦理学和哲学。自1940年起，伽达默尔先后任莱比锡、海德堡、雅典和罗马科学院院士，德国哲学总会主席，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 

1960年，他以出版著作《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闻名于世。他对诠释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哲学精神和人生实践统一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话和理解如果可能是此在（Dasein）的一种存在方式。他的一生都在研究对话和理解，他的教学和著述也都是在与听众的对话中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