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铜奔马“马踏飞燕” •考古中国
2020-11-8 青野龙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习近平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习近平指出，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考古中国系列将为大家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从21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长江流域古代文明遗址开始，从国宝档案继续。
东汉铜奔马“马踏飞燕”
东汉铜奔马，别称马超龙雀、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袭乌鸦、鹰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东汉铜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15千克。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
东汉铜奔马在1983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流传历史
1969年，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9月初，武威县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村民正在挖防空洞。9月10日，挥舞着镢头的村民，挖到了坚硬的石头，村民将浮土层刨开后，发现是一块砖头。随即发现了砖头砌的墙体。于是村民们将砖拆开，发现是一个墓室。
大队的干部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他们带着马灯、武器由地道进入墓室，进行查看。这时发现，这是一个古代的墓葬。一些墓室中，放着铜马铜车，这些铜车马并不是很高。很快，墓葬中的各种殉葬品被送到了大队部。当时，发现墓内有铜车马和其它文物就让生产队会计负责，用麻袋将这批文物搬运到生产队的库房保管，队干部们还列出了一个入库文物清单。
尽管如此，村民还是采取了封锁消息的做法。尽管强调保密，但消息还是传到了公社里。新鲜公社书记对此非常重视，他以视察防空洞为由，来到生产队。提出了一个明确说法，出土的古文物，不能变卖，更不能毁坏，要给上级政府反映。至此，这个消息才被上报。
雷台汉墓出土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和一件罕见的铜奔马，在甘肃省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少见，说明这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墓葬。后来，武威的文物工作者党寿山先生亲自用架子车，将文物搬运到武威文庙大殿保管起来。到11月和12月间，雷台汉墓中出土的文物先后两次被调到了省上。不过此时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铜奔马的价值。
真正认识铜奔马价值的是郭沫若，他是铜奔马的伯乐。当郭沫若第一眼看到铜奔马时，就对铜奔马的造型赞叹不已，认为它既有风驰电掣之势，又符合力学平衡原理，无疑是一件稀世珍宝。据亲历者说，当时，让郭老大加赞赏的两件国宝是唐代金银棺和东汉铜奔马，并且说“这两件拿到北京可以引起轰动。你们好好宣传，我回去也给你们宣传宣传。”后来，铜奔马在北京的展览上才一鸣惊人。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出土环境
雷台位于甘肃武威城区北关中路，占地面积12.4万平方米，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雷台为前凉（301年～375年）国王张茂所筑灵钧台。《资治通鉴》中记载：为东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始筑“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现雷台保存基本完好，长106米、宽60米、高8.5米。台上有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雷祖殿、三星斗姆殿等十座，其建筑雄伟、规模宏大。
1969年在雷台下发现一处东汉晚期（186年～219年）的大型砖石墓葬，墓道长19.34米，墓室分前、中、后三室及左右耳室各三处，出土有金、银、铜、铁、玉、骨、石、陶器等文物231件，在出土文物中最突出的是铸造精致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艺术价值最高的是一匹铜奔马。
东汉铜奔马“马踏飞燕”发掘地
文物鉴赏
东汉铜奔马在创作上运用了高度写实的手法。中国在先秦时代，雕塑尤其是纯粹的塑作品不是艺术的大宗。青铜器雕塑主要以拟形器或局部装饰存在。在造型方法上，与青铜器纹饰样也是装饰性强，写实性差。在这一点上与古希腊、罗马雕塑造型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但到了秦汉时代，塑不仅多起来，而且在艺术手法上走向了写实的高峰，不仅体量巨大，而且深入细微，如秦陵出土的兵马俑以及铜车马就是这样的。汉代塑虽然不如秦代的高大与细致，但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写实性，相比秦代雕塑的静穆，更多了些运动感。东汉铜奔马也是如此，比例匀称，造型精准，虽然没有过多细节的刻画，却概括性地传达出其基本形体与动势。
关于此马的名称，历来众多专家从不同角度为之命名，最后将其定名为东汉铜奔马，这也是被认可的名称，除此以外还有马踏龙雀、飞燕骝、紫燕骝、天马、马神天驷、马踏飞燕等说法。对于一件艺术品的命名有这么多的说法，这在艺术史中绝无仅有，可见其在艺术史上的巨大影响力。这些不同说法的分歧点在于马足所踏之鸟的种类。此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说法——铜奔马，这种定名很平实，不会有任何失误，但也避开了对于鸟形底座本身属性的认定。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在马足下加鸟形底座的做法是此雕塑的一种创新。
东汉铜奔马在动态飞扬下站立的实际问题。在壁画、画像石等同类马匹造型中并没有看到类似的做法。因为壁画、画像石是在二维或近于二维上实现，没必要节外生枝。而在雕塑中则是出于现实需要，东汉铜奔马是一件在三维空间中展开的有体积和重量的物件，而且动感强烈，呈三足腾空之势，如果与壁画采用同样的方法，则不可能使奔马保持平衡。因此在其足下加上鸟形底座以固定，解决了这一现实问题。它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合平力学原理，又使奔马的轻盈和物体的稳定双双得到完美的解决，这正是它的高超之处。具体而言，鸟形底座平，与地面接触面积大，鸟的头、双翅、尾呈现伸展状，增大了稳定性，这道理正如三角支架。所有这些，使马的重心通过足踏于飞燕背上而能保持平稳，构思之精巧无出其右。
其次，东汉铜奔马用鸟形底座，在艺术上也是一种创造。制作者在固定奔马的同时，将底座的实用功能与艺术创造结合起来，这一大胆而又巧妙的做法，增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实际上，借助部件来实现实用与审美目的的做法在汉代是常见的，比如著名的长信官灯就是将雕塑与灯结合，以宫女的袖管作为排烟道的方法也是如此。塑造一匹马的逼真形象这并不太难，然而要将一件静止的物件表现出动感，特别是要表现匹日行千里的良马风驰电掣的神速，这就不那么容易了。但制作者却匠心独运，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把奔马和飞鸟绝妙地结合在一起，大胆地让马的右后蹄踏在一只凌空飞翔的鸟身上。这样就衬托出马的迅疾，使一匹静止的铜马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东汉铜奔马身躯粗壮圆浑，但其动作轻盈，用一足将全身重量都放在了一只小小的飞鸟身上，这显然是经过了周密的计算。小鸟似乎正吃惊地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简直就是“扬鞭只共鸟争飞”的真实再现。
东汉铜奔马是东汉青铜艺术的精品之作。东汉铜奔马的造型方式，实际上沿用了通行于当时的奔马的形象，并且创造性地加上了飞鸟，既起到了实际中的固定作用，又增加了马飞奔的气势。但它不同于近现代个体艺术家的创作，而是一种程式化的创作模式，在形态上沿用了当时通行的奔马的造型，并且在马足下加上鸟形物以支撑稳定，这是一种创造。整体上看，东汉铜奔马是汉代人勇武豪迈的气概、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的表现，反映了汉王朝的强大与富底。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将东汉铜奔马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为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原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张林岚《一张文集•卷六》：“飞马超越龙雀的艺术意境和雕塑表现的浓郁民族风格，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此马出土，‘一洗天下凡马空’，先秦以来的马俑为之黯然失色，画家为之搁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胡杨《传世国宝全档案》：“这件铸造于两千年前的青铜骏马，造型生动，比例准确，四肢所呈现出的动势完全符合马的动作习性，令中外许多考古学家与艺术家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