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中国

                                                               2020-10-25   青野龙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习近平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习近平指出，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考古中国系列将为大家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从21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开始。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距天门市区约11千米，遗址区占地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距今6500年即开始有人类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17年1月被评为“2016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7年4月12日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1955年至1993年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已对该遗址的9个地点进行了20次规模不等的发掘，发现的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编年和聚落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具有典型意义。

整个遗址除大自然的剥蚀外，没有遭受大规模、大面积的动土破坏，保存基本完好。从地面上看，石家河遗址古城的西垣和南垣保存较好，土城的城垣高耸地面，城周围的护城河清晰可见。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

1954年冬，京山和天门县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考古工作者沿渠道进行调查，在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发现了许多古遗址。

1955年2月－-8月，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在石家河配合工程，发掘了罗家柏岭、杨家湾(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四处遗址，其中罗家柏岭的发掘面积近1400平方米。

这是江汉地区相当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但由于种种原因，以上考古资料没有及时发表，因而其学术价值也就长期未能被认识。从这时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遗址群再未进行新的考古发掘。

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遗址群的考古工作重新起步。1978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试掘了邓家湾遗址，1982年湖北省博物馆试掘了谭家岭、土城遗址。1987年春季，荆州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邓家湾遗址。这几次发掘虽然规模都不大，但获的资料和信息却十分丰富。

建筑遗迹

2015年11月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此前，石家河遗址群曾发现过两批201件玉器，不少被国家与湖北相关博物馆收藏，此次出土的玉器有玉佩、玉如意、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

2015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谭家岭发掘出的240多件玉器距今4000多年，造型别致，生动逼真，被专家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最高水平，改写了中国玉文化的历史。

据介绍，学界公认史前玉器有两个高峰，一是辽宁的红山文化，一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认为，此次考古挖掘的玉器普遍使用减地阳刻技术、浅浮雕线刻技术，其工艺水平超过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

2015年12月26日，湖北天门石家河印信台遗址的数处人工黄土台基、陶缸遗迹、土坑墓、瓮棺葬等。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第一期考古研究工作于26日结束。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正式确认，石家河印信台遗址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

文化特点

为了进一步研究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探讨石家河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荆州博物馆于1987年6月联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队，严文明先生任队长，并从当年秋季开始，对石家河遗址群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掘的主要地点有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和土城等，其中肖家屋脊、邓家湾遗址的发掘面积最大，收获也最丰。

在组织发掘工作的同时，地面上的考古调查也在进行，并取得了重要突破。1992年，田野考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转入室内整理。经队长会议研究，决定在五年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编写三本考古报告。第一本为肖家屋脊遗址报告，由张绪球负责，组织荆州博物馆的有关专业人员编写。第二本为邓家湾遗址发掘报告，由杨权喜负责，组织湖北省考古所的有关人员编写。第三本为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赵辉和张弛负责，此调查报告已完成，发表于<<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

肖家屋脊遗址的发掘带有抢救的性质。发掘前石家河镇砖瓦厂已在此建厂取土，将遗址的南端破坏了相当面积。为了部分解决其生产用土的困难，同时达到考古研究的目的，石家河考古队从1987－1991年，在此进行了八次发掘，累计开5×5米的探方257个(图三)，发掘总面积6500平方米(包括扩方面积)。2017年4月12日，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认为，大量精美玉器的涌现、瓮棺葬的流行、龙山文化因素的增加，意味着当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南北文化认同在那时初步形成。良渚文明衰落后，以石峁城址、陶寺城址、石家河城址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相继出现，使文明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谭家岭古城城垣由较纯净黄土堆筑而成，城垣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印信台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侧，共发现5个人工黄土台基、6组套缸遗迹等祭祀遗存。其最大的台基东西长30米、南北宽13米左右，全部由较为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经发掘发现，台基边沿有大量瓮棺、扣碗、立缸等相关遗迹。在低洼地还发现两组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部分陶缸上新见一些刻划符号。经研究，其时代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的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除此以外，此次发掘还新发现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尤其是在谭家岭遗址东部新发现了5座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瓮棺，出土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玉蝉等240余件玉器。这些玉器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出土多数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等制作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演进轨迹

石家河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基本连续演进的过程。其演进轨迹分为三期。

第一期属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000---4600年。这一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开始大发展，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作生产工具，纺轮数量大为增加且质量变得小巧，制陶开始普遍推广快轮技术。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现了某种城乡分化的迹象。

第二期属石家河文化早期，大约距今4600---4300年。这一时期，石家河居民在积蓄屈家岭文化能量的基础上，积极大胆地进行变革创新。生产工具改进很大，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私有制有了较大发展，原始宗教有了进一步规范，城乡分化更为剧烈，其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该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

第三期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大约距今4300年---4000年。这一时期，北方气候趋于干冷，华夏集团谋求连锁式向南迁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原的原始文化大举南下，强烈影响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传播空间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为中心，在600多年的演变中，不断向外传播，形成了较大的文化空间。其大致范围是，西进三峡，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线，东抵大别山麓，南至湖南的洞庭湖一带，总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传播路线、传播能量和地域文化面貌的差异，石家河文化的空间范围分为一个主区、五个副区。

石家河主区，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包括天门、京山、钟祥等地；青龙泉副区（以郧县青龙泉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和汉水上游，包括恩施、十堰、河南的淅川等地；季石副区（以当阳季家湖遗址、宜都石板巷子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西部的宜都、枝江、当阳、松滋、荆门、宜昌等地；西花园副区（以随州的西花园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北的随枣走廊一带；尧家林副区（以通城的尧家林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南的通城、咸宁、麻城、蕲春等地；划城岗副区（以湖南安乡的划城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岸和北岸，包括湖南的安乡、澧县、华容等地。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着明显的层次等级，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体组成。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中心聚落是一座古城，规模达120万平方米。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0000---50000人口。

在这个中心聚落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它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群，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生产状况

石家河聚落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有河流环绕，加之土地肥沃，气候温暖，这样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此外，还有酿酒、饲养家畜和捕捞野鱼。

农业生产工具一般为磨制的石器，器体较小且精致。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居民们用石斧砍伐荆棘，用石锄开荒整地，用石镰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复碾磨谷物，以脱掉谷壳和磨碎谷粒。粮食有了剩余的，用来酿酒、饲养家畜。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等。饲养家畜的增多，为居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

发展生产

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得手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制陶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有专门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如陶塑人、红陶杯、小动物等。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产的陶器越来越精致，留下了众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艺术中，还没有哪种艺术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艺术价值。生产出的陶器除自用外，还与外面的各个聚落进行交换。交换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

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铜手工业，到晚期更加发展。石家河文化晚期，产生了专业化的冶玉手工业，其制玉技术极为完善。制作过程主要有开料、制坯成形、雕琢纹饰、钻孔、抛光等工序。玉器的艺术风格，吸纳了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一些精美的玉器还交换到了钟祥的六合、荆州市郊的枣林岗等地。石家河聚落的防卫体系主要是修筑城垣。如今还有部分城垣遗迹屹立在那里，似乎是在见证那段历史的辉煌。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构筑的，规模浩大，由城墙、城壕和外围台岗共同构成。城墙的墙体，其墙基宽达50米，上宽4---5米，高达6米多。墙体坡度很小，约在25度左右。墙土堆积分两层。整个城墙用土约为76万立方米。城墙以外开挖环墙壕沟，再外就是台岗。武士们在御敌时，使用的武器有石斧、石钺、石镞、石矛，捕鱼的石镞、石矛以及骨镞、骨鱼镖等也会派上用场。石镞的数量很少，磨制不精，形式主要为宽扁柳叶形。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比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大溪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以壕沟为主，城垣为辅，表现为壕沟宽深、城墙矮窄。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御体系大多以城墙为主，壕沟为辅。石家河古城则是城墙、壕沟并重。这种变化，既体现了筑城技术的进步，又说明了石家河文化已进入了原始文化的一个新阶段。

财富分配

石家河聚落的财富分配，明显存在不公，权势财富向少数上层首领集中。这可以从墓葬的形制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看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一般实行土坑葬。有的大型土坑墓里，有石钺等，随葬品多达一百余件，而一般的只有二三十件，少数墓葬甚至没有葬品。石家河文化晚期，普遍实行瓮棺葬。在天门石家河的肖家屋脊遗址发现了77座瓮棺葬。其中有一座瓮棺的形制特别大，随葬玉器特别多，达到56件，其数量几乎相当于其它所有瓮棺内玉器的总合，其质量更比其它瓮棺葬内的玉器要好的多。这就表明，聚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剧烈的两极分化。

石家河聚落的居民，对财富的分配使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生产性支出较大。如厚葬、尚玉、追求精美的陶器，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宗教习俗

原始宗教特别是祭祀上天、庆贺丰收，是石家河文化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聚落的宗教活动，其主要场所在邓家湾，三房湾、肖家屋脊是两个次要的场所。石家河居民主要在邓家湾组织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场地是经过仔细平整的。场地上有大量的陶缸，陶缸相互套接成线条式摆放。陶缸上刻画有镰刀、杯子和类似号角的图形，代表获得了大丰收的收割场面。场地上挖有多处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种巨形陶祖。场地上还有无数陶偶和陶塑动物等。陶偶有各种姿态，大多为跪坐抱鱼式：即双腿跪坐，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姿态虔诚恭敬。有的陶偶作舞蹈状，表示庆贺。大量的陶塑动物则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品。

在祭祀时，把玉人头像当作崇拜的神灵形象。在用玉器制作的各种动物形象中，背面都有小孔，专职的巫师将这些玉器缀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舞起法具，通过这些动物神灵，沟通天地人神的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活动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这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才会发生的现象。按照童恩正和严文明的观点，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氏族的上层集团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由此可以分析，石家河聚落的首领们在实行统治时，把宗教当作了一种组织和影响部落居民的手段。正是依靠这种手段，石家河古城的构筑才得以完成，内部的分工才得以落实，庞大的部落才得以维持正常的秩序，并得以控制较远的部落，得到发展兴旺。

文化影响

石家河文化大厦，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苏新沂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新石器时代多彩的文化画卷，共同推动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门槛。4000多年过去了，创建石家河文化大厦的居民，他们的容颜躯体早已随风消散。但是，这座史前文化大厦闪耀着的时间幽光和绚丽光辉，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